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弘扬人道主义洗地片，其实不是。不要以为那些政客文人关心小女孩生死有爱心。恰恰相反，他们只爱惜自已的羽毛，并不惜害死更多的人，只要甩锅给别人。

    　　妇人之仁的法律顾问无法做决定，要甩锅给检察官，自热而然的，烫手的山芋从指挥室抛到了总部。于是政客们又陷入了担心舆论对自己不利的焦虑，又是一轮的甩锅大战，美其名曰为保全无辜女孩的生命。无论是政客还是军方，都知道小女孩必死无疑。军方选择直视并承担这个后果，政客选择掩饰推卸这个后果。军方自始至终选择“含泪”死一保十。而政客们不会在意死一个人还是死80个，所有的决定都是推卸责任和保全自己。

　　让我感觉讽刺的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因为感情用事拒绝执行任务。然后为了救无辜小孩差点牺牲一个眼线。他们完全忽略了可怜的索马里卧底哥还在风险之中，整部片子最让我揪心的反而是这个卧底哥（虽然讨厌索马里人）。在我看来，这个黑瘦的非洲男子才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他的出现也让沉重的氛围有所缓和。当上校命令他进入恐怖分子驻扎的区域时，我分明看到他脸上懵逼的表情，我猜当时他的心中一定有千万个草泥马跑过。操纵甲虫、假装卖桶、飞速跑酷，这个特工，很超级英雄。最后就差半分钟，他本可以救下小女孩，但他真的已经尽力了。

    　　那个圣母大妈安吉拉是挺厚黑的，虽然她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但是记得部长先生问她“如果我们不作为，恐怖分子炸了市中心，到时候被请到电视台交代我们的无能的是你还是我？”圣母大妈毫无负担的表示，“死道友莫死贫道！黑锅还是你来吧。我可以心安理得的看着青年党炸死80人然后谴责他们，但我不想担责任解释我们的炸弹炸死一个小女孩。”

　　最后，女政客想通过把小女孩的死怪罪到将军身上来麻痹自己，减轻罪恶感（我相信女政客的良心是不安的是忏悔的，因为全程她的反对声最强烈，最漠视生命，甚至表达了宁愿牺牲更多的人以确保舆论在她这边的意愿，竭力甩锅）。将军则以自己的实战经验反讽了女政客对生命的漠视：因为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和生命的珍贵，才会做出牺牲1人保全更多人的决定。

 　　这部片子非常反映现实——反恐战争的真相，不仅仅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来中国领导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坏选择和更坏选择，哪个是更坏选择？该不该担当。比如911之后，各国都有击落被恐怖分子控制客机的预案，我相信中国也有。从上帝视角来看，显然击落被劫客机比撞楼要好得多。飞机上的三百人总归要死了，没必要赔上地面的三千人啊。但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后果，所以不可能击落。而现在，就算知道了底牌，就算知道了911的后果，就算是有预案。可以说，90%都不可能拦截成功，911依然会发生。因为政客和官员愿意担责？真发生这种情况，相互扯皮直至飞机撞上目标，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撞死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杀的，官员顶多是个反恐不力。如果官员下令杀死全飞机的人，虽然救了更多的人，但没有人知道自已是被救的，没人会知道如果不击落会撞死自已，没人会因为没有发生的灾祸去感激政府，因为没有办法在平行空间演绎不击落的后果给大家看。到时候，那些公知和政敌会借机阴谋论质疑：“能确定不击落就一定911？就没有更两全其美的办法？机上真的是恐怖分子？” 而所有遇难者家属都知道自已的亲人是哪个官员下令杀死的，这个官员很可能成为皇上的替罪羊。如果我是领导，就算知道多死三千人，考虑自已要不要赔上仕途和生命去救他们呢？关键是被救的人不会感激我，他们和所有人都会指责我比恐怖分子更凶残。舍已救人，既没利更没名，还有罪。这种事，干不干？中国已经发生两起未遂航空恐怖案。未遂，运气而已。


　　对于一个领导，做消极决策要容易（不管对错），出了事也只是领导责任，不会成为元凶。如果碰上可能的911，就给下属一个模糊的指令：不惜代价粉碎恐怖分子的阴谋，保卫人质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下属一看：这明摆着推卸，拿我顶锅，我也推卸下去：一级一级传达下去，传达到飞行员那儿，没人说到底发射还是不发射。飞行员心里也清楚：不发射背锅，擅自发射更背锅……撞上了，不用再纠结了。领导发表重要指示：一谴责凶残的恐怖分子，二慰问遇害群众，大家纷纷点蜡烛。愤怒的矛头指向恐怖分子，这是必须的。当那个圣母说出：“死80个人，锅是恐怖分子的，人心在我这边；死一个小女孩，人心在恐怖分子一边”的宣传战论调，这是很可怕的。那会不会明知恐怖分子要砍杀群众，也要等他先砍死一些再制止呢？这是个现实问题，暴恐砍翻上百人后，向暴徒射出子弹的战士，被所有人视为英雄，幸存者当他救命恩人。如果暴恐动手之前就击毙了，公知会不会说死者是平民，圣母会不会说这些人是温和的维权？群众会当警察是杀人刽子手，因为只看见他杀人了。暴恐没有砍死一个人，所以没人知道自已是被警察救了。甚至还会认为警察更危险，可能会乱开枪乱杀人。

     坏选择和更坏赌博，这种题目会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洪水来了，是行洪避险（群众受损失）；还是冒险顶住（顶不住全完，死很多人）。但是两个底牌不会同时开，开前一个，群众只会记恨哪个官员让他们受损了。开后一个，成功守住了，群众会感谢这个官员保住了自已的一切。失败了，那是洪水干的。

 　　电影中的国务卿算是正常人，有担当。好象希拉里用手机批准了不少无人机袭击，但是扔个炸弹都要国务卿做决策，这本身不正常，又不是扔原子弹。小女孩可爱，但她的未来很黑暗，不是成为恐怖分子，就是成为恐怖分子的母亲。唯有消灭青年党极端主义，才真正拯救小女孩的人生。如果做不到，把小女孩和恐怖分子一起灭了，动手术流点血正常的，拯救其它更多的无辜。二战的原子弹杀了很多平民，但救了更多的人。做决策的精英是聪明人，但聪明人未必会是好人，会是有担当的人。应当把电影中的政客、律师和无人机玩家派到前线去，与恐怖分子面对面搏杀。一年后生还的，官复原职。

《天空之眼》是Moonlighting Films South Africa，Raindog Films和eOne Productions公司联合制作的战争剧情片。由加文·胡德执导，亚伦·保尔，艾伦·里克曼，海伦·米伦和伊恩·格雷联合主演。该片于2016年3月11日在美国上映，2017年1月13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了一名军事情报官为抓捕一名恐怖分子而指挥无人机轰炸任务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海伦·米伦是片中的主角,她扮演一位铁血娘子,打击恐怖分子的手段非常严厉,而且果断不容抗拒。“斯内普教授”则扮演军方高层,依旧操着大家很熟悉的英式英语。无论是给孩子买礼物的时候,还是在会议中艰难做出决定的时候,艾伦·瑞克曼的表演都十分到位。特别是影片最后,他说“永远不要和一位战士强调战争的残酷性”,更是为影片的基调定性了。出演外交部长的伊恩·格雷,更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面孔,他在《权力的游戏》和《唐顿庄园》中都扮演过角色,这次他演的外交部长也有很尴尬的戏份,是片中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比较轻松的环节。
相比这些老戏骨,“小粉”亚伦·保尔则让人眼前一亮。这次他扮演一位无人机的机长,负责操控无人机发射导弹。在面对无辜平民的时候,这种决定就显得尤为艰难,为此导演也给了“小粉”不少的面部特写,双眼含泪的场面,看得不少女观众都心疼。除了几位英国演员之外,片中的一些非洲演员也都演得相当出色,特别是小女孩的扮演者,纯真无辜,玩耍的烂漫样子,也让影片最后定格的镜头显得格外动人。
精彩的反恐群戏,以天眼视角讲述一场斩首行动中每个人的判断和抉择,拍出了道德困境下的不能承受之轻。没有对或错,真相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

（文/杨时旸）
    从题材上讲，这部《天空之眼》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联想到《猎杀本拉登》，但当电影进入正题，就会发现，即便都是有关打击恐怖分子的题材，而这二者之间其实并不相似。《天空之眼》在于提出了一场严肃又残忍的道德拷问，一堂没人能给出答案的人性公开课。
    凯瑟琳上校追踪一名女性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六年，终于确认了她的出现地点。准备实施无人机定点轰炸。但此时，在那所目标房屋的门外，出现了一名贩售食物的无辜小女孩。围绕着这个“附带伤害”的致死可能性，从军方、政客到具体实施轰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纠结。
    这部电影的视角设定明显经过特殊考量，极具象征意味。这次袭击，根本没有正面冲突和厮杀，一切一直处于“上帝视角”之下。英国的情报机构利用各种高科技的侦查手段以及卫星和无人机系统，在天空中监控着一切，敌人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可以看到房间内每一个人的动作甚或表情。正是这种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的视角，让原本代表着正义一方的人们真的像上帝一样注视到了世间百态——不只是作为敌人的恐怖分子，还有作为牺牲者的平民和儿童。上帝视角让死伤不再是一个符号和概念，而变成了具体的、鲜活的人。
    那些士兵可以看清女孩坚毅的、苦中作乐的生活细节，这对于他们内心的波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除了视角，空间的设定也布满心机。所有做决定的人们，无论军方还是政客，都坐在远离战争现场的房间里遥控指挥，这是现代化战争的常态，也恰巧形成了一种有趣又残忍的隐喻。一群主持着外交内政的中年男女，坐在镶嵌着桃木护墙板，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里，喝着咖啡，吃着曲奇，看着大屏幕上对恐怖分子的实时监控，一切都显得无比诡异，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生死攸关的场景，他们是抽离的，但同时又是他们在决定着那一群人的生死。这一切荒诞又令人唏嘘。
    战争电影是最易于生发出道德拷问的题材。但把所有拷问都融化到一个一直悬念紧绷的故事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天空之眼》从始至终，都只运用了几块屏幕和几个房间去讲述一切，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只通过凝重的表情和紧绷的身体语言塑造情绪。而正是这最简洁的场景却延展出了最深刻的道德问题。
    一边是无辜的小女孩，另一边是房间内正在试穿自杀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择。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中有关道德的争辩。一列火车开来，在撞死一个人和三个人之间，到底选择不选择扳下道岔？
    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胁可能是杀死数百上千人，但那个场景是当下看不到的，而那个孩子无辜的牺牲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的理性有时无法跨越道德和情感的关口。而更残忍和冰冷的一幕发生在高官云集的指挥部中，他们一边盯着大屏幕，一边说，“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他们曾经想过，放任恐怖分子实施行动，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这样，自己还能赚取道德加分。相比于战场上真实的血肉横飞，他们更在意youtube上一段轰炸视频带来的民意倾斜。
    不可否认，在这场战争中，致力于打击恐怖分子的这群人是正义的一方。但当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当做筹码进行计算的时候，是否也让人们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呢？
    《天空之眼》设置的几个层面非常耐人寻味，操控导弹的士兵，军方高层，文官政客，以及远在他国访问的国家元首和作为盟友的美国高层。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也是以战场为圆心，由近及远的距离。你会发现，越是切近真实战场的人，道德感就越强，人性浓度越高，而越到外围，道德与人性就逐渐稀薄。指挥部中的人们，算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当电话打到远在他国访问的最高层，他们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做需要审慎考虑的事，随便在几秒钟之内敷衍地做出决定。电影故意显示出了戏谑又残忍的场景，权力最高层中的人在马桶上，在球案边随意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恐怖分子被消灭了，用了两颗导弹，小女孩作为“附带伤害”也没能逃过一劫。从理性上讲，谁都知道这笔账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但这一切会永远压在那两个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年轻士兵身上。那些掌握权势的高层最终会把这次袭击浓缩为一次胜利的演讲，然后将之遗忘。

        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希望一个大饼摊上的所有大饼，能够被尽快卖掉，因为，它的摊主，是一个闯入军方反恐行动打击范围内的小女孩。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参与过这种主题讨论了：如果正常铁道上有九个小孩在玩耍，而废弃铁道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进站的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做为车站员工的你，是否该把铁道切换，让火车冲上废弃铁道；如果轮船沉没，十个生还者凭借救生艇漂流在茫茫海上，而获救之日还遥遥无期，要不要杀掉其中一个作为粮食，让其余九个人多挨片刻？
        《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把这种伦理和道德困境变成了现实，凯瑟琳上校和她的同事，已经追踪一群恐怖分子达六年之久，终于等到他们进入同一所房子，并且看到他们正在筹备自杀式炸弹袭击，可以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地发射“地狱火”导弹，将他们歼灭时，有一个小女孩，却在那所房子的墙外摆起了大饼摊。根据军方安全专家的估算，一旦导弹爆炸，她被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65%。所有指挥、执行行动的人，包括官方的法律顾问，开始拷问、纠结、估算、博弈。
        但我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游戏呢？如果这是一个反恐游戏呢？我们在电脑屏幕前，看着恐怖分子已经走进打击区域，而小女孩在墙外提篮叫卖，面对一群数字人物，我们会否有那么难以选择，会否有那么强烈的道德感，迟迟不肯敲下发射键？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天空之眼》 的画面感觉，酷似游戏。不论是空中监控设备的俯瞰视角，还是甲壳虫等等小型入户监控设备无死角移动的视角，还是军方分析员所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炸弹伤害分析程序，都让《天空之眼》酷似一场反恐游戏。我们就是上帝，就是全能的操控者，就是天空之上的那双眼睛。所以，《天空之眼》让我想起的，倒不是任何反恐电影，而是《安德的游戏》，游戏里发生的一切，对操控游戏的人是假的，而对游戏中人（数字人物或许并不是虚拟的，也许自有生命和情感）来说，却是真的。
        事实上，对人类精英，对军界高层和政客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按下发射键，没有那么难。犹如斯大林的名言：“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到底是要一个小女孩子死，还是要八十个人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而死，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他们考虑的，只是舆论、民意、支持率，“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而他们做出决定的方式，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慎重，国务卿正在国外访问，吃坏了肚子，只想赶紧下个指令，好回到马桶上；总统在中国访问，正在和中国的乒乓球小将打一场友谊赛，他很简单地做出了发动袭击的决定，随后面色轻松地回到了球桌旁。
        所幸这不是游戏，在作战指挥室担任指挥的，在一边担任法律顾问的，以及最终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有自己的世俗身份，也要承担世俗后果。他们没有单向度地接受命令，而是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反对意见，官方的法律顾问，从头到尾在反对袭击，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军人，甚至临场抗命，就如电影《十二怒汉》中所说：“必须有人反对，基于慎重对待生命的原则。”必须要反对，哪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些微小的反对、拖延，让袭击被推迟了，从将军到发射员，都只好再等一等，希望局势发生微妙变化，他们无法干预小女孩的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饼以自然的速度自然地卖掉。尽管他们的努力，最后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们的努力本身，就避免了让恐怖分子赢得战争，因为，如果他们让无辜者死去，他们就变得和恐怖分子一样了。
        为了让他们更像活生生的人，剧本给几个主要人物，设置了一些职业之外的生活细节。开场，凯瑟琳被丈夫的呼噜吵醒，无奈出去遛狗，这一幕甚至让人以为这并不是什么反恐故事，直到她穿上制服，我们才知道她的身份；紧接着，将军给女儿买错了洋娃娃，导致女儿不满，不得不让下属去解决。所有这些细节，简洁、高效，都赋予这些人物真实的质地。
        但诡异的是，这又分明是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真实感更强的游戏。所有人的身份、来历、立场、道德感，以及他们作为人的真实质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是经过设计的。所有的情节，如何推动剧情，会引起什么样的讨论，在这个电影还只是纸上梗概的阶段，就已经经过反复讨论，都已经被估算过了。为了政治正确，主要的恐怖分子，甚至被设定为白人，来自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反对，他们的热泪盈眶，都是假的。所有这些，和游戏并无两样，比游戏更可怕的是，游戏会多几种选择，面对电影，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一种。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在发射导弹时有丝毫犹豫，没有人在疯狂印刷货币的时候，有丝毫罪恶感，没有困境，没有道德挣扎，既已获得操控一场游戏的权力，没有人会轻言放弃。
        我们，都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游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