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真的1981

我要对这部电影进行批判，明显是港台的敌对分子故意拍这部电影在给社会主义抹黑！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批判特权主义，同样是下乡青年凭什么领导的儿子就可以返城、普通人就要无休止的呆下去，同样是电影观众凭什么普通人就要等领导、同样是人，为什么老百姓想吃什么都吃不到，高官就有专供的食堂可以买到各种新鲜食品，这就是对人人平等的赤裸裸的污蔑！批判！

2、批判男女不正之风，电影中的老革命王市长，非要给塑造成一个偏爱女色的人物，众人在场就对女演员动手动脚，最后竟然还上了女演员的床上！批判！

3、批判权权交易，都是社会主义的好同志，怎么会为了将自己的位子向上攀，就放弃原则大搞权权交易呢！批判！

在这里我们探讨人性的问题。

生活水深火热的人民痛恨特权；

可他们却到处托关系巴结人走特权；

如果把这样的人放在那个位置又会怎样？

终归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唯有真正依法治国，法律不沦为政治手腕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吧。

片中最悲凉的一句话莫过于：“这是常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习惯了也就好了”，我等韭菜屡屡被割却“ 死于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

李小璋是下放到东风农场的知青，某日，他进城看戏，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等人误认为是首长的儿子而接受了诸位热情的招待，李小璋一时之间找不到机会解开误会。 李小璋有一位名叫周明华的女友，两人于农场相识，交往多年， 彼此之间感情十分要好。然而，周明华已经托关系将自己调回了城市，李小璋依旧留在农场，因此，周明华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人的结合，可是，此时周明华的腹中已经怀上了李小璋的骨肉，如果不能及时结婚，她将身败名裂。如众星捧月般的李小璋受宠若惊，决心假戏真做，他利用有求于他的赵团长和孙局长，为自己搞到了回城的介绍信，然而，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天，身份败露后，李小璋站在了被告人的席位之上。

1979年春节，一位自称当地共产党干部的男子，打通了上海艺术剧场的电话，替当时居住在北京总司令部的一位老革命的儿子要一张票。尽管票已售罄，剧团经理还是热情地答应了。不久，一位青年男子来到剧院。他身穿旧军装——这是坚守人民解放军节俭价值的完美象征。此人满口京腔，自称李晓勇。他坐在剧院最好的位置观看了表演。 表演结束后，导演走到李晓勇身边说，他打算第二日拜访他。青年人坚持要他当场把话说了。导演压低嗓门请求道，自己想搞套宽敞一点的房子，他能否将他的请求转告早上为他打电话的干部。李答应说没问题。次日，剧团经理也请求李晓勇将自己的要求转告那位干部。之前，他就已告诉李晓勇，他可以随时前来观看表演。能否将在煤矿工作的孩子调回上海，照顾他的身体呢？李说他会尽力而为。 于是，一个以李晓勇为中心的关系网形成了。他找到进入上海其他剧院、一位重要女演员的家以及迎春茶话会的路子，可以接触到上海文艺界的所有才俊。他开始行动前，当地党干部、甚至是那位年轻人在北京的父亲可能会打通确认电话。紧随这些活动，人们总是要李请求党或头面人物出面帮忙，牵涉到的事情包括搞套条件更好的房子，安排更好的戏剧角色，把孩子从乡下调回上海等等。李的新朋友会接到一通干部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已了解了情况，并告知事情不易安排，或是继续进行有风险。 到了入春时节，李已搞到上海大学书记车子的使用权——在步行和自行车的世界，这是稀缺的地位象征，还与一位漂亮年轻的女演员订了婚，并住在她家。她父亲在旧时代是个资本家，故而她的家人很高兴跟一个革命世家建立了关系。只需在小舅子的学院和工厂露个面，李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厂里的地位。 1979年春，为了将未婚妻调到一个更好的剧团，李晓勇直接去找一个干部。干部对这位在城里到处鸣喇叭的年轻人早就心生疑窦，他在调查后发现，此人的真实身份为张龙泉，是出身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这次是离开乡下东风农场的讨厌工作回来度假。新年期间，他搞剧院门票未果，于是开始假造身份，逐渐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生活。他于1979年4月6日被捕。

张龙泉是如此擅长表演，如此擅长在电话中装扮不同的腔调和口音，与戏剧界人士和演员交谈时如此显得才华横溢。

身穿旧军装的张/李宣称的不是皇族血统，而是革命世家；他所追求的不是遗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和关系；他所玩弄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关系”的信仰。的确，张/李的表演，是对党内“开后门”这一做法的恶搞，点明了相信“关系”有多愚不可及。在真想大白后，《文汇报》画了张此人的漫画，画中的他是只身穿军装的、正在收礼的狐狸，他是中国狐狸精的附体，奸诈无比，欲壑难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