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破产之日》是韩国自己正视自己以往历史过错的一部电影,面对危机,曾经的方法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愈演愈烈。韩国把这样的现实拍出电影来,可以说是自揭伤疤的一部影片,但同时又去深刻刻画了不同阶层所处立场而采取的应对之道。
电影通过三条主线同时推进,一方面展示了高层的无知和无能,一方面展示了底层劳苦大众的无助,还一方面展示了投资家嗅到商机成功发家。三条主线都有各自的特点,虽然相互摩擦和刺激性不高,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部载入史册的电影。
对于电影的分析和角色的刻画其他人已经讲的很多了,这里不做过多赘述。本文主要分析一下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是从何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被金融危机所吞噬的。了解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对观看本片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简单的画了一个图,稍微解释一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因经济的快速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按照当时经济实力来划分,被称为“四小龙之首”的韩国,发展的基本方式政府为企业开道,通过大量的资金注入为企业提供资本驱动,企业在政府强劲的后备保障之下蓬勃发展,出现了三星、现代、LG、韩宝等大型企业。
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在这种模式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习惯了靠政府资助,自身技术能力得不到提高;二是国际环境恶劣,美国贸易战冲击一波接着一波。在这两方面影响下,因为重资本轻自主研发技术,所以只能从外国进口零件生产,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受到美国贸易战影响,很多卖不出去,就产生了进口>出口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逆差。买多的卖的少,加上很多韩国人无节制的海外消费,外汇储备就大幅度减少,为接下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然而韩国政府并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危机并进行调整,全国沉浸在加入先进国家行列、人均收入过万美元的错觉当中。欧美及日本投资者在意识到风险后,陆续将资本退出韩国市场,导致韩国企业无融资来源以维持巨额负债。在此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借银行的钱,进而导致银行外债居高不下,进而导致韩国的国际信用度降低,进而导致韩国银行在国家上借不到钱。最后,银行无钱可贷,企业无钱生产,只能选择破产。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破产,该还给银行的钱还不上,银行最后也会被连带着倒闭,银行一倒闭,韩国的股市瞬间暴跌了70%,外汇储备金只剩下了79亿美元,韩国33家大型银行中,破产了15家。人民开始疯狂的兑换美元以求保值,11月24日,1美元可以兑换1139元韩元,金融危机在韩国开始蔓延。
后来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选择了接受IMF的援助。在12月拿到了一笔58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条件是韩国需要放开自由贸易和资本账户限制,并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国有企业。韩国选择了将30%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经济一度得以恢复发展,还清了很多债务。但随着1998年1月5日贷款到期,政府无力偿还此前借入的IMF贷款,韩国陷入了又一场危机,也被韩国人成为“IMF危机”。
于是,为了应对IMF的追款,韩国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运动。将近350万民众,占韩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参加了运动,人们排成长队通过收集黄金来克服国家遭受的外汇储备危机。不到两个月时间,政府就收到了226公吨的黄金,价值22亿美元。虽然依旧杯水车薪,但这些最终帮助韩国在2001年8月还清了所欠的580亿美元贷款,比原计划提前将近三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此后,韩国除了金融和工业的改革以外,也大力刺激文化消费,包括后来三星的快速成长也是和韩国的经济改革有关系的,通过硬经济和软文化,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第一个脱离金融危机的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部电影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了解了背景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喜欢韩国电影的可以一起讨论哦~
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攻击,新加坡、香港、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风暴。
史称“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来临,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平息危机,恢复生产,其中,韩国民众自发 “捐金”,用个人财富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
五年后,韩国偿清外债,走出危机,而“捐金救国”也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段佳话。
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韩国电影人可以以政治事件、社会问题为话题,创作电影。
权钱交易、热点问题、官商勾结,只要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韩国导演便能将其改编为电影。
2018年11月28日,韩国导演严成民执导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
这次,镜头对准了十一年前韩国金融风暴中的“危机游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南韩”奇迹。
进出口额超1000亿美金;经济增速领跑“四小龙”;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
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渴望在经济浪潮中一显身手,创造自己的价值。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时,一场金融浩劫却骤然降临。
长期无监管的信用透支让韩国背负了近百亿美金的国际外债,国际金融做空韩国货币,让韩国的待还贷款瞬间超出了外汇储备量。
即:韩国资不抵债,国家将要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即将来临,社会各界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以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救亡派,期望通过经济措施有效的干预经济,让韩国经济平稳过度。
她努力寻找真实的贷款数据,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算着“糊涂账”,透支国家信用,所有人都清楚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人想要改变它。
更可怕的是,经济次长早已决定与IMF谈判,根本没给韩诗贤施展的机会。
以投机商人尹正学为首的投机派,他们预先知晓了经济危机的降临,提前兑换货币,购买期权,做好了应对准备。
危机降临,所有人财产贬值时,他们狠狠地发了以一笔国难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尹正学是危机中唯一的“投机者”吗?
当然不是,比他成功的还有成功摆脱贷款的大企业,成功整治金融业的经济次长,成功做空韩国的索罗斯,血洗韩国经济的IMF,以及其身后的美国。
以岬秀为首的普通民众则是危机的承受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预知危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危机,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熬过危机。
他们祈祷决策者救市,等来的却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他们希望能够有人扶持,却只能独自熬过寒冬。
三位主人公保持着独立的故事线索,直至危机结束,也未能像历史课本中那样众志成城共抗危机。
他们在危机中艰难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摸索着家庭的出路,摸索着国家的出路.....
最终春天来临,生活回复平静,可岬秀却谁也不相信了。
影片没有将危机归因于索罗斯为首的金融炒家,而是找到了更为根本的主体因素:当时糟糕的经济政策。
以汇票为代表的金融工具透支民众的信用之时,决策者不仅置之不理,还官商勾结,用“合法”的方式侵占国家的贷款。
危机将至,决策者竭尽所能的隐藏消息,仍旧高调的赞赏韩国经济,仅将外汇亏空归结为公民的高额出国消费。
危机到来,大厦将倾之时,决策者又舍卒保帅,以民众权益外代价争取国际借款,让数万小企业破产,无数民众被迫下岗。
危机过后,一切种种随风而逝,糟糕的决策者继续决策,普通民众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有一千种方法可以阻挡危机,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但决策者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
岬秀不满,可他无能为力;诗贤不满,但她有力难为,尹正也不满,他渴望更大的危机让他拥有更大的机会。
如片中所言,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规则吗?
显然这不是。
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没有丝毫的知情权,更谈不上信息的对称。
他们只是“危机游戏”的牺牲品。
当岬秀将这种情绪通过电话告诉下一代时,它就被无限放大,成了一种波及面更广的社会情绪。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一切事情都丢失了价值。
或许他们可以如《咏鹅》中的允英,通过追根,寻找自己的来处,也可以像《燃烧》中的李宗秀,点燃自我,用熊熊的火焰证明自己来过。
或者他们打开韩剧,为欧巴疯狂打call,过完幸福充实的一天。
诚然,这不是一部足够优秀的电影,其对经济政策的有意贬损也让电影的人物多了一份脸谱感,少了一丝真实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危机游戏”的深度剖析。
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韩国,也照醒了我们。
《国家破产之日》,强烈推荐。
码字民工:小配角
免费编辑:威震天
关注小配角,邂逅好电影。
在春节回家的高铁上看完。
一部很规整的韩国电影,用三条主线讽刺政府的懦弱无能。看完有几点延伸思考。
当初面试时领导问一个关于悲观与否问题,他解释说意思是是否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和无力。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中闪回,也许当时并非只是考察性格的测试,也许真的只是长者看到新人突然有了些想表达和分享的欲望。
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甚至还没有体会电影中群体灾难前的机会,只是在小伤小悲后发出无病呻吟的感慨。有时我会想象影视剧经常出现的场景,在一个挫败的晚上只身站在高楼天台,俯身看着闪着零星灯光的钢筋水泥森林,与最后一根稻草抗争。然而更可悲的现实是,我只能在压抑的出租屋对着白墙发呆。
我怀疑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会做出超脱个人得失的抗争行为,以及成功的概率何如。可能大多数拗不过国家机器,或者直接被人利用。
韩组长下定决心把关于IMF携手内幕透露给媒体的情节出现后,我一度以为会有《聚焦》《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电影里媒体顶住压力对抗公权的后续。“识时务”的人果然还是占大多数。
权力阶层熟谙挟国家之名损个体利益之道,甚至不惜两败俱伤、一损俱损,却能始终义正言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大恶。
有趣的是当IMF和美国势力出现时,韩国政府也只能妥协,裹挟于亚洲兄弟国家的危机之中,这是大大恶。
韩组长有种兼济天下的品质,所以不难理解导演把她和民营厂长设定为兄妹,在最后辞职时刻,两条平行支线相交。
作为唯一独立的剧情线主导人物,尹代表有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亦正亦邪,喜怒无常。
扇对股市狂跌作出过分狂喜表现的投资伙伴耳光和在购买的住宅发现自杀的前户主镇定无情的矛盾表现,让我我没有完全读出导演设置尹代表这条线的褒贬态度。
但和为国家大恶买单的对象一样,尹代表借国家愚行大发横财,最终压榨的也都是盲目相信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小恶。
也许导演想表达的是只乱世的残酷生存之道,借民营厂长之口说出的血泪教训,“谁都不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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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韩国经济崩盘后
97年韩国外汇暴跌,股市崩盘之后,一个老人带领大家掀起一场改革。
1998年1月,数十万名韩国民众,挥舞着太极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的奖忠坛公园。
在韩国历史上,从这里发起的每一次集会,都会让韩国政府紧张万分。但这一次却不同,因为人民是来支持政府的。
就在几个月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元几近崩溃,韩国经济也滑向深渊。危难时刻,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向国家捐献黄金和外币的运动,感动了全世界。
集会随着一位老人的到来,达到了高潮。在那里,他发表演讲,号召全体国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到了紧急关头。
这位老人就是新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
【1】
“感觉被赐了一杯毒酒。”
这是金大中1997年12月18日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真正了解到韩国经济实情后,心中唯一的感受。
从财政部长林昌烈的介绍中,金大中窥见的是一个几乎亏空的国库。
在他当选当天,整个韩国的外汇储备仅为38.7亿美元,即便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驰援,也无法偿还1月到期的外债。
而就在六天前的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已跌至1891:1,每天都有十亿计的美元流失,国家信用被降到垃圾等级。
这一危如累卵的局面,最初源于日资从韩国不计成本的抽逃。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为了满足加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条件,开始实施经常项目金融自由化。日本是韩国当时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这些资本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迅速将海外现金抽回本部。
而1997年7月从泰国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更是让闻到血腥的日资不顾一切。
从11月11日13点20分起,韩国外换银行就发现,不断有大额的外汇汇款,目的地都是日本各家商业银行。
下午3点以后,大量做空韩元的炒家喷涌而出,市场陷入一片恐慌。
此前十几年,韩国经济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指引下,欣欣向荣。但与中日不同,韩国更多是借外债建工厂,这看似走了捷径,实则给自己埋下了地雷。
危机来袭,国际炒家做空韩元,导致本国汇率下跌,韩国就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来偿还外债。一旦到期债务还不上,韩国政府就会破产。
在韩元遭遇大量做空后第六天,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林昌烈连夜赶赴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伸出援手,但遭到拒绝,因为“这一切可都是华尔街的生意”。
求助无门的韩国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最终不得不出台一项措施:外汇市场休市三天。
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做空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弹冠相庆,在他们看来,韩元崩盘在即。
12月4日,韩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与IMF达成一揽子协议,获得195亿美元附带条件的救命钱。
即便这样,也没能止住韩元的直线坠落,汇率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
【2】
72岁的金大中,在等待了27年,好不容易熬过军政府的暗杀、绑架和软禁后,当上了韩国总统,却不曾想当选第一天,就身陷风雨飘摇中。
但长期的政治斗争磨出了他坚定的意志。他立刻意识到,此刻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要想挽回败局,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韩国上下一心。
于是,当选后第一时间,他就前往青瓦台,与即将卸任的金泳三总统会谈,组建了紧急经济内阁,以便让下届政府成员在他候任时就参与经济决策与管理。
同时,他还顶着巨大压力,宣布特赦军政府时期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并像罗斯福学习,在电视台发布了讲话。
在这场著名的电视讲话中,金大中身体颤巍但饱含热情地回答了老百姓关心的政商勾结、雇佣和劳动保障等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救市方案。
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大厦将倾之际,成为韩国民众最后的依靠,他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第二天,受到鼓舞的民众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队,出售自己手中的黄金饰品,希望帮助国家偿还外债。仅一天时间,售出的黄金就多达3314公斤,价值3300万美元。
而据英国BBC纪录片报道,截至1998年3月,一共有350万韩国人参加此次活动,捐出227吨黄金,国际金价因此创下近20年的新低。
1998年2月,韩国出口增加21%,实现32亿美元顺差。其中10.5亿美元,就是民众用黄金换回的宝贵外汇。
韩国民众的团结一心,不但在危难时刻为韩国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韩国政府赢得更多的国际贷款奠定了基础。
【3】
鼓舞民众,恢复国家信誉的同时,金大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怎么处理铁定还不上的外债。
在军政府独裁时期,韩国外债约为300亿美金左右,可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672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650亿美元,1997年底应付外债本息300亿美元。
为了偿还外债,恢复韩国的国家信誉,金大中通过各种手段四处筹钱。
他一方面稳定住美国和IMF的态度,争取更多的政府间贷款;另一方面与债权国谈判,希望将短债转长债,降低一年内需要支付的外汇金额。
1997年12月22日,美国财长利普顿访韩。对方提出了包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内的全面改革方案,金大中全盘接受,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如果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金大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只要能救韩国,“自己的性命都不足惜,何况名誉乎。”
就这样,在圣诞节前夕,韩国从IMF那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政府间贷款,避免了政府破产的危机。
与此同时,金大中还不断向国际社会讲述韩国民众不屈不饶,出售黄金救国的壮举,以此为基础,成功发行了40亿美元的外汇平衡基金债券。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在1998年1月4日会见了乔治·索罗斯。而后者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黑手。事后,金大中表示,他就是想为韩国多拉一笔投资,哪怕去跟魔鬼交易。
“如果我之前还有一些国际名声,我愿意将它们卖掉换美元;如果我还有积攒下的国际信任,我想用它来担保贷款。”
这个“韩国人民真正想选出的总统”,为了筹集资金,拼尽了全力和自己的面子。
1998年4月2日的亚欧会议上,当选后第一次出访的金大中,化身为一名推销员,争分夺秒会见每一个国家元首,说得最多的就是:相信我,请借钱给我;相信韩国,请投资。
在他的争取下,欧洲各国一致决定,向韩国派出“投资促进团”。
紧接着两个月后,金大中将他的首次访美变成了韩国推销秀。见克林顿总统,他推销韩国;参观华尔街,他推销韩国;在美国国会演讲,他还是推销韩国……有美国媒体评价,金大中是他们见过最真诚的“推销员”,他爱自己的国家胜过一切。
最终,金大中带着167.97亿美金的投资意向回到了韩国。
在他的努力下,韩国外汇储备超过350亿美金,为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经过半年多的运作,金大中稳住了局面。接下来,他开始推行自己谋划已久的市场化改革,并首先拿阻力最大的金融领域开刀。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创造了以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为特征的汉江奇迹,政府直接干预信贷,并以国家信用为企业背书。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政策性贷款占韩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例从1970年的47.5%上升至1997年的59.1%。
同期,银行的企业贷款不良率也飙升至22%。30家大财阀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6、1997年只有0.2%、-2.1%,韩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在金大中及其顾问团队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首先要改革金融体系,而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银行,必须想办法恢复银行的竞争力,变大财团的“输血机”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是官办金融,银行管理人员都是技术官僚。大企业垄断金融业和大部分的贷款,小企业急需资金却找不到钱。这是官办金融时代的怪圈。
金大中上台后,下令禁止政府任何人参与银行经营,斩断官员伸向银行的“无形之手”。
紧接着,他开始关闭亏损银行,公开对银行进行重组。
1998年5月,韩国政府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国12家大型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审核。最终,五家银行被勒令破产,余下七家通过更换管理层、大规模出售股权等方式进行重组。
与此同时,政府还出资建立主权基金,买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为重组金融机构“松绑”。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率达到国际水平,不良贷款率从22%降至3.4%,韩国的国家评级和信用逐渐得以恢复。
【5】
金融改革之后,金大中面对的是更为棘手且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二战后,韩国经济受益于朴正熙扶持大财阀的政策,迅速腾飞。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两极分化、政商勾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财阀“绑架”的现象。
到了军政府后期,这些大财阀在韩国经济中,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
他们贿赂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国会议员,以便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提案。甚至当他们在国内借不到钱时,就迫使政府通过决议,允许短期外国资本进入韩国。
而这恰恰成为韩国陷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了治理这个顽疾,金大中还在候任期间,就与五大财团(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会面。在他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就必须重组大财阀,打破企业“大而不倒”的局面。
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公司改革五项任务》。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三星随后跟进效仿。
大财阀的改组,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更是自身的改革需求。
数据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到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28家企业集团负债总额1775亿美元,平均负债率高达450%。仅现代集团一家债务就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起亚、韩宝钢铁、三美、真露……一大批韩国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倒下。
金大中对韩国大财阀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8年1月到8月,主要是政府引导财阀进行自我改革,但收效甚微。
之后,韩国政府调整政策,成立经济对策调整委员会,以贷款为手段介入大财阀的重组。
改革的思路是“大规模业务互换”,即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业务,以解决金融危机前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等问题。
在金大中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对大财阀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一举扭转了韩国经济的颓势,使得整个国家再次步入了成长轨道。
但财阀经济在韩国根深蒂固,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骨髓,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金大中的改革雄心。
很多政策初衷是好的,然而在推行过程中,遭到大财阀的阳奉阴违。一些财阀只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整合,导致很多合并沦为两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
按照政府计划,三星应该将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但两者最终合并成立了新公司;而人们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和阻挠,最终导致政府对财阀改革的不彻底,并给韩国经济留下了隐患。
【6】
二战后,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出口导向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形成了数十个大财阀。
这些大财阀尽管规模庞大,但大多以数量和低成本取胜,竞争力并不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产品在国际上沦为廉价的地摊货。
这种缺乏竞争力的中低端定位,让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吃了大亏。
为此,金大中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他决定向高端挺进,将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韩国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本”
在科技方面,金大中抛弃了以往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在他的主导下,韩国政府出台政策,将资源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提升高科技行业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
同时,金大中政府还加大科技投入。从1999年开始,韩国政府在短短四年里,投入10万亿韩元巨资用于高速通信网建设。
1998年11月,金大中在访华期间,不遗余力推荐中国采用韩国押注的CDMA通信制式。最终,CDMA在中国的落地,给韩国近300家企业带来了十年的高速增长。
文化产业是金大中政府重点扶持的另一个行业。在他担任总统后,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旨在将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
韩国政府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大幅提升了40%,加大对文化行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
金大中还进一步放宽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
此举彻底激活了韩国电影人的创作灵感。从2000年开始,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一大批韩国影视作品涌向中国,涌向亚洲乃至全世界。
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中,韩国文化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7】
在金大中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在韩国人民举国捐黄金的运动中,韩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到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了IMF监管时代。当年,韩国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成为继日本、中国等之后的第五大外汇储备国。
与此同时,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恢复至2002年的A,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
金大中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也带来了积极而丰硕的成果。
到2001年底,韩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17.16%,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第一位,超过美国。手机、汽车、半导体、影视创意、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为韩国经济的腾飞不断注入动力。
“韩国已经彻底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了。”这是金大中在2002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当时听到这句话的韩国民众,无不欢欣鼓舞,甚至喜极而泣。
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必然伴随着高峰和低谷。在美国崛起的一百多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整个国家几乎陷入停顿。
但美国人民在罗斯福总统的带领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出一系列新政,最终走出了危机,并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
而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站起来,并在汽车、船舶、半导体等领域崛起为世界级玩家,同样离不开韩国政府和人民面对危机时的改革决心和勇气。
巨额外债,大财阀垄断,政商勾结……金大中当初面对的难题,哪一个都堪称顽疾,但韩国政府不畏艰难和阻力,拿大财阀、金融机构祭旗,强力推行改革。
最终,韩国人通过革自己的命,把上天赐给自己的一杯毒酒,变成了一杯陈年佳酿。
参考资料:
《韩国在增速换挡期面临的挑战、应对与启示》 任泽平著
《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1998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李立绪著
《金大中自传》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金大中口述,李仁泽执笔,王静、高恩姬译
《两次经济危机中的韩国经济及其对策》2011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 宋平、朱美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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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东南亚金融危机绝对是具有大片基底的故事元素。不疯魔不成活的香港电影里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影片,从宏观到围观,从人性的制度,其中,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从买房的女主角切入,融入香港电影惯有的猎奇,以及磨坊电影的血腥和艳情,把人在遭遇困境时所迸发出的恶意和狠意表现的淋漓尽致。
深受香港电影影响的韩国,最近也拿出了一部,同样以97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剧情片——《国家破产之日》。
由刘亚仁和金惠秀主演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首周就以 106 万观影人次登顶票房冠军,把一众好莱坞电影拉下了马。有的韩国观众看完全片后非常激动," 这是一部比刀枪还要恐怖的经济惊悚片 "," 想到经济危机时的父亲就哭了 ",“这部电影在讲述我们今天的贫富分化、雇佣不安和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源",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韩国人对这场经济浩劫记忆犹新,很容易唤起共情,引发情绪共振。
《国家破产之日》用了一个“韩国式”的角度进入主题,提领全片。香港的《维多利亚一号》是底层的反抗,由小及大;那么韩国的《国家破产之日》则展现了精英阶层和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影片为此选取了3组人物作为社会横切面,以他们的反应,凸显韩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不作为”和阴谋论。全国银行的中层韩诗贤作为特别小组组长,发现了潜藏的危机,提出了质疑,
政府高层警醒,面对韩国即将在几周内“破产”的威胁,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韩诗贤虽然据理力争,当因为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法,加上高层默许,导致最后韩国的经济彻底被国际货币组织把控。
韩诗贤是韩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她的反抗,她对人民的守护,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代表了众多韩国影片中,韩国有识人士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感,以及警惕。影片中,整个上层架构,几乎没有人考虑普通人,或者中小企业,他们列出了一张大表,上面全是韩国本土巨头企业名单,他们只想保住他们,甚至提前透露信息,让寡头能够趁火打劫,收购其他企业。有的高层人士,就希望借此让韩国经济和社会走入资本寡头的时代,即政府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政企联合,从各个层面接管和控制韩国。
在韩诗贤的斗争之下,另一组人物则凭借经济敏感性,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完成了阶层跨越。刘亚仁饰演的尹正学原本是金融机构的职员,他通过数据分析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推测出韩国的经济必然出现问题。
他拉拢到两位以前的客户,让他们买入大量美元,坐等韩币贬值,然后凭借汇率差价,用美元大量买入价格暴跌的房产。尹正学看透了韩国高层的把戏,同时深谙人性之道,在疯狂赚钱的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反感,
他知道,一个人完成阶层跨越的同时,很多人会被迫阶层下滑,有人笑,就有人哭。比如,另一组人物小企业老板岬秀。他无法预料什么经济危机,更不懂银行贷款的危险。
金融危机山呼海啸般袭来,他的生活和家庭一点一点被卷入了深渊。原料价格因为货币贬值飞速攀升,商店关门,他们的货品断了销路,同时,他们的债务即将到期,下游链条催他们还款,而这时,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不动产作为抵押,资金链迅速断裂,他们难以维继。在看到原料供应商老板被迫自杀后,他也差点迈出了自毁的脚步,是家人让他鼓足了最后的勇气。
片尾,3组人物巧妙的完成了叙事拼图的重新聚合。影片也渐渐透露出它所期望表达的主题,20年过后,97金融风暴的惨状已渐渐被人遗忘,年轻人大多对金融危机不会有感知,但经历过的人依然记忆犹新。韩诗贤依然在研究韩国的经济走势,国家银行感知到了新的危机即将爆发,她被邀请进入研究小组,为新的经济战争做好准备;
尹正学摇身一变为经济预言家,学巴菲特,约一次午饭500万韩元,他凭借第一桶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公司,20年后,他坚信危机到来时,政府会估计重施,他暗中观察着经济走势,准备再次书写传奇;而小企业老板岬秀靠着与韩诗贤的亲戚关系,成功贷款,让工厂度过了危机。20年后,当年决定韩国经济命脉的政客踏入商界,成为了资本巨头的话事人,操控者,在信息差面前,在即将到来的新危机前,他们开始各自投入全新的战场中。《国家破产之日》希望以此警醒韩国民众和政府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遭遇危机时政府的职责所在。
《国家破产之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热的同题材影片《大空头》,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大空头》中被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什么是次贷危机,如何激活经济等问题都在影片中得到了解答,而且戏剧性冲突更加强烈。
《大空头》直指人性的贪恋,以及金融寡头“吸血”的本性;《国家破产之日》更具社会属性,是本土化元素强烈的韩国电影,它继续凸显韩国精英阶层对高层的警惕,以及对下层的同情。现实中,韩国高层政府官员总是陷入丑闻,遭到弹劾,甚至沦为阶下囚,其实都与那次经济危机有关。
韩国经济一方面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控,另一面为了安全和自保,政府几乎把所有资源向本土寡头倾泻,整个政权体系从上之下都被资本巨头控制,成为巨头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官员不得不对这些资本寡头唯首是瞻,也许他们还有维护人民利益的理想,但最终只能成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之日》想表达的是,依然有群人在反抗这个体系,如韩诗贤一样代表这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用誓不妥协、挺身而出。
《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
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从业金融近30年,历经多少前所未有的经济节点,只有这部电影把那些内在拍出来了,精彩,这个编剧不是一般的专业。
简易版《大空头》,朴素的资本观,配上韩影贯之的“点背赖老美、命苦怨政府“的主旋律,速写了97金融危机。三线叙事里,中二的投机者和懦弱的政府高层都是单薄的脸谱化,反而是企业和民众视角里拍出了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国殇。有时之所以感到绝望,往往是因为没能意识到生存可以被压缩到何等程度,而绝境中的坚持也说不好是信念还是无奈,貌似光明的结尾,细思尤为悲伤。
有很多公民和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启蒙是由观看韩国电影之后获得的,这部也是其中之一。电影并没告知你具体该怎么做,只是在警醒你。
为民护道者,闯进蚕食蛋糕的会议上驱逐;为利投机者,搬进未寒尸骨的房间里嗜血。加入OCED的条幅嘲笑着底层的窘迫,接受IMF援助的仪式庆祝着国家的转折。20年前的战争尚未血刃,却把人逼上绝路。20年后的大厦危机四伏,压的仍是塔底蝼蚁。时代洪流里,有人快走有人摔倒,有人飞上枝头,有人一败涂地。
剧本中的亮点还是很多的,比如最大程度弱化了金融危机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更专注于人物塑造以及矛盾的建立,但是故事的线索太多以至于整个结构都很跨,节奏感和氛围营造都不大好,而导演在视觉格局的把握显然有些太畏首畏尾了,显得有些小气,既然叫《国家破产之日》,好歹多一点社会环境的描写呀,90%时间都是内景戏,怎么可以让人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迫感呢?
2019,伟大的衰退...
标准的韩国流水线商业电影,剧本完整,叙事紧凑,剪辑利落,以及惯例的黑政府的套路。但故事稍显平庸,尤其是人物角色刻画都比较脸谱化,有略显说教的嫌疑,可惜了
投胎东亚三国中日韩,生命开启hard模式,说多了都是泪。
虽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隔壁家就像一面镜子,隔壁家拍的电影就像一面哈哈镜,无论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抽象或原样,总是恰逢其时的投来一组似曾相识的镜像。如果过去的事你不明白,那现在的呢?例如:ofo,p2p……你们家的生意近来可好啊?
最大的疑问,作为妹妹的时贤,既然预测到了国家的经济即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为什么不在适当的时间提醒一下小企业主自己的亲哥?国家和亲情一个都不能抛弃才是人之常情啊!
刘亚仁这个角色像是从《大空头》里走出来的,他和《大空头》中那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者一样提前预知了风暴的到来,看穿了平静的假象。表面上,本片似乎比《大空头》更加全面,不仅刻画了国家破产时的“投机者”,还全方位展现了政府、银行、股市、媒体、企业以及普通民众在这场灾难前的状态,可以说是巨细无遗,只可惜角色塑造不够深刻,故事发展如走马观花,全片表现出的是一种流水线生产的伪史诗感。
商業片中的驚喜。套路和煽情容易遭詬病,台詞人物關注“女性”也令人懷疑是否在迎合當下韓國女性主義風潮(即便如此也無可反駁,你不得不承認它是成功且有效的,放在韓影座標中金惠秀無論演技或英文台詞均是上上級)。人物過於典型沒有什麼出彩除了劉亞仁,這種內容最擔心收尾,還好沒有失望。21年前韓國金融危機與我並無關係,所以出了劇場苦悶很久為何我覺得它不夠好卻依然有被重擊到。格局到最後才顯現,出色之處在於它連接到當下,點出“為何韓國社會是今天這般模樣”。還清貸款的01年官方稱“告別了IMF時代”,但真的走出去了嗎?IMF時代究竟是過去式,還是進行時?當利己主義成為一項生存法則,你會成為劉亞仁、許峻豪還是某場葬禮上的遺像?“別信別人,只信自己”,走出影院,我立即打開手機卸載了tinder。1203메가박스신촌
真实历史事件戏剧再现,有认识价值;艺术表现一般,仅限于讲述事实。
都应该看看国家危机之前权贵们的丑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个国家没有管理危机的能力!无能!无知!”
仔细回想下,上一次韩国主流商业片实现精英化是什么时候?当放低身段煽动观者情绪成为惯常手段,我们看到的大概也只是一部部更为精致的无产阶级样板戏吧,于此前提下再去比较高低,除了先决条件所赋予的胆量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分别了。
金融版的《真哥斯拉》。對菁英主義(Elitism)止不住的表貶實揚:一方面刻劃寡頭財閥與高端投機客的吃相「下流」,另一方面作為對立道德面的「上流」卻又並非受害者自己(大眾),而是另一批良心自發的金融菁英。此倆方所處的辯台被西裝、紙張與百葉窗給隔離,而室外的一切普羅則顯得是如此從眾、鄉憨、狼狽,以至於國家本該是他們的同義辭,卻只能被動接受國恥日的降生--韓影慣來的說教,在這種氛圍之下極其難得(歪打正著?)的跳脫陋習,綻放出了電影作為大眾載體的、恰到好處的警世之意。
3.5 对好莱坞工业体系的完美复制。三条线并行,分别展现政府国家阶层,普通人民 和危机中投机者三种不同人物在金融危机中的沉浮。内核依然是韩国社会电影常见的对政府的谴责和反思。片中一些片段放在今日真是细思极恐。无论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混合经济,还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在权力和利益前都无太大区别。而不平等条约一直存在,只不过以不同的身份和包装的形式存在于今日。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己亥1. 刘亚仁呐,就是《飘》里面的白瑞德,骂着自己同胞这些蠢蛋,坐在他们的无知愚蠢上赚钱,最后却难免为自己是这些蠢蛋的自家人而心伤。瑞德把斯嘉丽送上逃难的马车,自己骂着自己“这该死的南方人的血”,跑进了炮兵团在最后一战补上自己的炮弹,相比之下,亚仁这个形象更单薄一些,导演只是让他在凄凉的街道上荒诞的笑笑,其他的就都推给观众自己填补了。所以这个电影还是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做一个简单的单方面的指责者和揭露者,相比其他韩国的好电影,还差一点水准。所以这么好的一众演员,总觉得他们似乎使不上劲,有更深的,没说出来,有更高的,没表达好。
这个片子,当下的我们看,完全就是【tag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