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的孩子

原载《电影新作》2012年第2期。

《星星的孩子》在2011年第七届“中美电影节”中获得最佳新晋导演奖，这无疑是青年导演陈苗的一部“有话要说”，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诚意之作。影片关爱残疾人，关爱智障儿，正面的表现其生存状态极其监护人的生活，以期引起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影片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令人起敬，艺术手法也与其相得益彰。

一

近年来，宫廷斗的古装片，无厘头的喜剧片、时空倒错的穿越片，天马行空的武侠片、计谋重重的谍战片充斥银幕，以一种疯癫狂欢，娱乐至死的姿态使人们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寻求解脱，在迷茫孤独中得到精神麻醉和片刻的欢愉。这些与社会现实脱离的“致幻剂”和“止痛片”有少量是可以的，但是若呈现洪水泛滥的势头，则不妥矣。我们需要娱乐片，更需要如《星星的孩子》一样的电影来正视残酷的人生，直面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彰显人本质的力量，给我们战胜困境的力量和勇气。

在《星星的孩子》中,年轻的母亲梁铮铮带着一位孤独症（也称自闭症）孩子，饱经生活的磨难与情感的挫折。这个天生行为异常的孩子缺乏情感反应、语言也有障碍。刚一出场就兴之所至的拉动了火车紧急制动闸，导致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恐慌和“灾难”。他经常刻板重复地做着他喜欢的事情：玩陀螺，吃大排面，不高兴时声嘶力竭长时间嚎叫。他不能和社会正常交往，没有沟通能力，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对周围的一切不发生反应。如《雨人》（1988）中的“雨人”一样，一旦日常生活出现一点变化，他就会强烈地抵制，直到恢复原来的式样与秩序。影片向观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星星的孩子”就生活在你的身边，或者就是你的亲人，你该怎么办？

根据2007年第二次全国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6岁的儿童孤独症患病率为千分之1-2，总数约为11万人，预计每年新增0-6岁孤独症儿童1.5万人。作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这么多的“星星的孩子”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在艺术作品中也被不断的表现。薛晓路导演的《海洋天堂》（2011）讲述了一位患了绝症的父亲在临终前和智障儿子相依为命，并为其安排好一切的故事，叙事节奏舒缓，影调温馨，颇有一种记事散文的感觉，其不动声色的煽情场面令观众潸然泪下，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而早在1990年，张元导演的《妈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的影片，讲述冬冬在六岁时患癫痫性痉挛，导致大脑损伤。但母亲梁丹坚信冬冬的病能被医好，她的努力给同事、追求者和前夫造成了很多不便，这是一个在平淡中演绎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曾在柏林电影节获得影评人奖。

作为一部时隔20年内容几乎和《妈妈》相近的新生代电影，《星星的孩子》另辟蹊径，在主题和艺术表达方式上也与《海洋天堂》有异，导演陈苗以自己独到方式对此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影片讲述了男性的猥琐，赞扬了母性的光辉，展示了女性生存中的困惑，同时也对底层人生存境况进行了深入的表现。她用影像在呼吁，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生存艰难，在为社会做出牺牲和贡献，需要关爱。

二

从编剧的角度来看，《星星的孩子》也用了些苦情戏的手法，与号称催泪弹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1988）有些相似之处，都表现了女性生存之艰和思儿之苦。但《妈妈再爱我一次》表现母子情深，处处设置煽情点，叙事上是几乎完全模式化与脸谱化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情节和人物设置，与其不同，《星星的孩子》把母亲梁铮铮置于自己的心理困境中，让她在与外界的不断冲突中来展现内心的挣扎和人格结构的重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趋乐避苦，按“快乐原则”行事，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自我一仆二主，侍候着本我和超我这两个残暴的君主，因此人就经常处于焦虑之中。但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战胜自己的本能需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人。

《星星的孩子》两个男人，一个是孩子的生父，一个是母亲后来遇到的情人，他们都不能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抛弃了母子两人，人性中“本我”的一面——也就是趋乐避苦的魔鬼的一面占了上风，因此堕为人所不齿，应受到道德谴责的人。而母亲梁铮铮如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她有着人之为人的最基本“本我”需要。作为女人，他有自己的对正常家庭生活的需求，对来自男人世界的感情的需求。可是由于自闭症的儿子的存在，丈夫出走，情人洪卫星背叛，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不胜独自养育自闭症儿子之苦，她甚至想抛弃智障儿子。在住旅馆时想把儿子抛给好心的旅馆服务员，在与工厂总监洪卫星的相处的过程中隐瞒儿子病情的事实，后来把儿子故意弄丢了。这些都是趋乐避苦的“本我”在作祟，但是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占了上风，她终于坦诚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自私和魔鬼的一面，勇敢的到处寻找并从派出所领回了孩子，并承担了遗弃亲子罪，返回了故乡。

影片犹如一把解剖刀，剖析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与起伏，让观众看到了女主人公梁铮铮与自己斗，与环境斗的过程。同时也让观众看到自己内心的魔鬼，佛家言“起慧剑，斩心魔”，影片相信人性的光辉最终能够战胜心魔，从而使主人公最终如同圣母一般闪耀出了光芒。

这样的母亲，显然不合乎中国以往电影中那种忍辱负重，十全十美的母亲形象，而是一个有瑕疵的母亲，一个有着缺憾的母亲，她行走在天使与魔鬼激烈交战的悬崖上，加入天使的队伍或者与魔鬼为伍是她挥之不去的心结，但她最终升格为天使。这种母亲的形象是高度个性化的，不可替代的“这一个”。《海洋天堂》中的单身父亲坦然面对死亡，有条不紊的为自闭症儿子安排生活。实际很可能充当母亲角色的邻居，却因为老王担心大福会成为她将来沉重的负担，而拒绝了她的爱。这是儒家教义中标准的“仁人”，是被拔高和神圣化的男性。而陈苗的电影《星星的孩子》与其迥然不同，不但男性被批判，而且母亲也不是一出场即为“圣母”。

影片犹如生活的一段切片，最终又回到原点，可以说是一部状态电影。影片没有和第六代初登影坛时的《妈妈》《冬春的日子》等电影一样，对社会转型期的人性的阴暗处和社会的冷酷面进行放大或显微，让人彻骨生寒。也没有如商业片《雨人》和《漂亮妈妈》（2000）一样对人物简单的进行善恶二元化的对立处理，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电影手段煽情，让各种人为的戏剧性的冲突接连不断，最终构成一个大的冲突，解决矛盾后，大家各得其所，一切如观众所愿。

《星星的孩子》最大的力量是真实的力量，倡导的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甚或纪实主义美学原则。和《漂亮妈妈》中宛若圣母一样任劳任怨与失聪儿子其乐融融相处的母亲不同，《星星的孩子》在感性的故事情节中，对女性命运伸出了理性评判与思考的触手。影片既没有对母亲的形象拔高，也没有对其的不幸遭遇进行商业煽情式处理。结尾处小孩依旧没有叫出妈妈，这样的处理合乎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果叫出了，虽然顺应了观众的心理情感需求，但是不合乎生活实际。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应生活的力度和深度就要打折扣。因为研究显示，孤独症的发病原因可能与接触药物、感染、重金属、环境毒素及遗传因素等有关，目前尚未发现可以治愈的药物。

从女性主义电影的角度来开，影片真实的反映的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困惑、无力，在男性社会中所受到的伤害。女性也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客体，是其窥视和观看的对象，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一个血肉丰满具有七情六欲的女人。影片也对自私的男性进行了严厉的苛责和质问，对其逃避主义予以嘲讽。影片走的是女性情感片的温情路线，不煽情不滥情，没有让观众痛哭流涕，而是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三

影片表演方面可谓洗净铅华。梁静演活了主人公梁铮铮，她倔强，坚韧，有着小女人们共有的小心计，小智慧，也有着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孤苦与困惑，以及作为母亲的柔肠百结。而饰演儿子的小演员尤为出色。如果不是被导演告知，观众很难判断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孤独症儿童。观众通过特写，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个“星星的孩子”，他注意力很难集中，眼神瓢忽不定，与人没有眼对眼的注视，很难实现交流。由于不能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难以体会别人的情绪和感受，无论母亲和周围的人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理也不看。他分不清“你”“我”，答非所问，他称妈妈为“地球”，并不明白这意味着和代表着什么。导演高妙的驾驭能力和小演员不露痕迹的表演令人起敬。

影片的道具应用也很出彩。特别是牵连母子两人的绳索，成为了影片最为匠心独具的设计。刚开始时把母子俩连在一起的绳索完全是母亲为了控制儿子，但孩子被新奇的世界所吸引，时不时意欲挣脱母亲的约束，而母亲用绳子在拴住儿子的同时，也使自己行动不便。一根绳索，表现了孩子的病情，同时也表现了母亲的面对的问题之所在。而在最终，依然自闭的孩子主动把绳子绑在了自己的身上，绳子既变成了牵连母子的外在象征物，同时也是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和信任。

《星星的孩子》在思想深度和精神内核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年)异曲同工。1963年28岁的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大江根据这一经历写成小说，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部发表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的作品中，当主人公鸟在面临脑残疾婴儿的生死抉择——或听从情妇劝告，借黑市堕胎医生之手埋掉病儿，或接受医院建议，为病儿施行脑疝气手术以拯救其生命时，他离家出走，以酒买醉，痛苦、逃避、彷徨，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与留下严重脑残疾的儿子共度生涯。

《星星的孩子》和《个人的体验》一样，昭示了人是通过炼狱般的痛苦之后才会有精神的升华，经过灵魂的拷问，才会勇敢的面对苦难，勇于承担，而不是逃避，这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本质力量。诺奖授奖辞中指出：“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

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应于《星星的孩子》。

[1]杨晓林，陕西宝鸡人，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