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视线

这一次的《第三度嫌疑人》，虽然是悬疑探案类型，但在大聪眼里影片依然很“是枝裕和”。

纵观是枝裕和以前的作品，电影的核心视角几乎放在家庭，格局虽小，但细腻而沉重，缓缓讲述人与人之间内心的那根脆弱和坚韧的纽带。

是枝裕和拿手题材是家庭剧，但家庭伦理剧很难拍好，因为家庭是每个人熟悉的组成部分，因为熟悉，所以没办法放进一点虚假的调料。

很多人对电影打低分，是因为抱着精彩刺激的犯罪类型片情绪去看的。

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节奏慢到如静止，大量琐碎对白你来我往，简洁反复的人物镜头，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有些观众很不习惯甚至昏昏欲睡。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影片看到烧脑剧情，悬疑巨坑，紧张刺激的调度画面，恐怕《第三度嫌疑人》会让你大失所望。

影片讲述福山雅志饰演的重盛律师，接了一宗杀人案件，作为杀人犯的辩护律师，他要为供认不讳的杀人犯减轻罪行，能做到最好的判决，就是从死刑减到无期。

这位杀人犯三隅之前就有犯罪前科，巧合的是，当年帮三隅减刑的辩护律师，正是重盛的父亲。

重盛起初对案件只是公事公办，但经过好几次监狱探访的对谈，重盛发现案件的诸多疑点，从而把案件提升到了一个诡谲的气氛。

影片故事主线围绕着案件“真相”，真相是什么，在检察官眼里，证据就是真相，在辩护律师眼里，真相游走在情理和法理之间。

真相或许在每个人的视角，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就如影片中检察官说到：“要直面真相”，而重盛听完后轻蔑的笑了起来。

随着剧情的发展，这起凶杀案也陷入了罗生门，在重盛的不断深入调查，线索开始呈网状式展开，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更让人吊诡的是，杀人犯三隅最后推翻自己所有证词，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那种坚定的眼神，让影片所谓的真相，一下子悬在了空中。

这也让辩护律师三隅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不得不重新思考辩护的策略。

一连串的疑点一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得到答案，似乎是枝裕和也没有要交代清楚的意思。

在导演的访谈中，是枝裕和就对观众表示过歉意，抱歉把影片的凶手是谁没有交代清楚，但就对真凶是谁的线索也没体现到位，导致影片硬伤的地方不少。

或许是枝裕和本身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并不在于要把案件剧情细思缜密的描述清楚。

是枝裕和的强项在于，他不管拿到什么故事，都用那一贯静默的用第三上帝视角，温婉细腻的剥开人与人之间的内心世界。

《第三嫌疑人》的“三”，就有言外之意的意思。

整部影片都仿佛游离在案件本身，外壳是悬疑探案，实则为是枝裕和想借用这个外壳，挖掘出他最擅长的关于家庭，人性，社会制度的探讨。

原本影片中坚定有犯罪的三隅，在导演光影镜面寓意表达，以及富有诗意的对白中，观众渐渐开始模糊了“凶手”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模糊了法律和真相之间的关系，转而去思考“有些人是否出生就该死”的原罪议题。

透过是枝裕和多个富含寓意的玻璃折射画面，让观众一次次坠入真实的谎言谜团，到底真正凶手是谁，是三隅，是咲江，是死者妻子，还是另有他人。

伴随着“第一次杀人”，“第二次杀人”，到了最后的“第三次杀人”，是枝裕和用了一个梦境的影像方式，来表达对杀人真凶的人物转移，三隅和咲江，似乎对死者的死，都有不可逃脱的关系。

而在影片最后，重盛在走出法院的时，也意味深长的在他自己脸上擦了一下，和前面三隅和咲江擦去脸上血迹动作一致，这也暗示着死者的死，不管是加害者，关联者，制裁者，在这桩命案上，都有逃不开的责任。

死者的死，在剧情的抽丝剥茧中，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但又看不清晰，而看似公平正义的法律和法庭，在这么复杂的事件中又变得如此讽刺和荒谬。

在此不得不夸赞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两人的对手戏，在如此固定狭小的场景调度下，在几乎都是特写的镜头语言下，两人之间的表演，从开始的波澜不惊，到最后情绪的爆发张力，都让人看得很过瘾。

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起初冷峻谦和的情绪，让人捉摸不透他心灵隐藏的秘密，但他每一次说的证词，都让人没有怀疑的动机，感觉他一直都是真情实意在和辩护律师倾诉。

但到了后阶段大反转改证词，三隅用他那坚定的眼神，激动说出“是否相信我”那句话时，又再一次让人真心实意去相信他是冤枉的。

通过整部电影的刻画，最后的三隅形象，让观众难以分清他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他到底是人间的正义还是一具冷血的行尸走肉。

福山雅治已经是和是枝裕和二度合作，这一次饰演的重盛，多少能找到上一部《如父如子》的亲情原罪。

在《第三度嫌疑人》里，重盛对女儿和家庭的力不从心，对案件本身不理性的着迷，把一名亦正亦邪的复杂辩护律师，饰演得有血有肉。

影片中的故事支线，讲述到了重盛和女儿之间亲密而疏远的关系，也提到了三隅和女儿之间的爱与恨，死者和女儿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等。

这三段父与女的关系，也侧面构成了一组现代人际亲情之间残酷而阴暗的画像。

《第三度嫌疑人》也再一次证明，在是枝裕和的作品中，不会有穷凶极恶的坏人，也不会有毫无私心的正义好人，他的所有电影，都会把人生绝大都说的灰色地带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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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豆友已经说过，在北京电影节上，导演是枝裕和说明“这是一部没有明确答案的电影”。确实，剧情和配乐有些闷，闷到我看的上海影城场连多数影片放映过程中会有的尴笑都没有，唯一的画外音是我后排一个大叔无聊地翻弄塑料袋的哗哗声。

这是一部需要观众自我分析的影片。但凡注意到若干细节，再自己串联一下，就可能串出“可能的真相”。期待影片自动奉上正确答案的，唔，别期待了。

关于剧情解读，有豆友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不重复，引用一下，感谢豆友的分析。//movie.douban.com/subject/26952153/discussion/615324720/

以下补充一些上文没提及的细节。

案件的关键是：案发当时，现场究竟有几个人？

一个细节暗示了这一点：福山第一次去死者家里拜访，摄像机曾用他的角度扫了一下这个家庭的玄关，观众们看到了女儿咲江的运动鞋——右脚的鞋子内侧有脏污的痕迹，推测是干透的血迹。当然，也有可能是案发后咲江在案发现场蹭到的灰，镜头闪太快无法确认。

如果是血迹，则“可能的事实”走向一个可怕的方向：

案发当晚，现场或许有第三人的存在，即咲江。

咲江当晚在现场的另一个佐证是：（死者）有汽油味的钱包。

从钱包沾染汽油味来看，至少死者遇害后，真凶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东西全都淋上汽油烧掉，目的极有可能是拖延死者身份被发现，那或许能够推测，真凶是死者身边的人。而最终，钱包被三隅从火海中抢了出来（烧伤的手是佐证），目的如三隅本人所述：为了给亲生女儿寄钱。

这个“真凶”究竟指向何人，当晚河边究竟有几个人，影响了后续“真相”的走向。

若河边当晚有三个人，即能推导出一个冷冰冰的真相——腿脚不好的少女，为何会在深夜的河边？答案或许隐藏在律师和少女对质的那段剧情中：当盘问少女都在何时、何地遭受父亲侵害的时候，律师说了几个地点——家里？旅馆？【河边】？所以深夜的河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不言而喻。无论是少女动手杀人还是三隅动手，死者都是罪有应得。

若河边只有两人，或许真相和福山所推论的相差无几？谁又知道呢。

写出这篇可有可无的分析的我，也只是剧中提到的那个摸象的瞎子。

唯一能够查明所有真相的，是代表了无上司法的法庭。

但正如咲江所言，没人会在那个法庭上说真话。

真相是什么，在那个法庭上从来都不重要。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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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原本要打四星，豆瓣评分这么低，只好打满，拉拉平均值。

以我入门尚不足的日语水平，也看得出是“第三次杀人”，何以翻译成这般读不通的片名？

不知道是不是野心促使，一个不太认识的是枝裕和，捧出一场罗生门似的戏码。上来就是结局，一层层铺出去，一点点反转，却越看越不信任自己。苦难、愤恨、杀戮、审判、救赎、怀疑，以为是黑泽明附体。

但还是熟悉的是枝裕和，互为支架，稳固的叙述线；绵密、饱满、也含蓄、会留白的台词，一如既往不多半句废话。还有旁蔓而去的各条支线，互相纠缠变成爬满一座大楼山墙的藤蔓，数不尽的话题。

从女检察官、同所律师、退休法官、退休警官等等嘴里，不时蹦出一段金句，以为是要讨论的议题，然后发现只是质问和自问。

更不用说双主角之一，作为话题围绕的杀人嫌犯，役所广司贡献的是出神入化、深邃不见底的神级表演。令人想靠近，又令人觉得恐惧。

不太理解评论一直的声音是在说是枝裕和如何走下坡路。反正我看来，他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且还在不断尝试新题材、拓展风格的外延。

要理解是枝裕和的新片《第三次的杀人》，得先来看看两位主演役所广司和福山雅治的关系。现实中他们都来自长崎，而在影片里他们都来自北海道，这份实在的同乡之情是他俩走向互相理解的桥梁之一。

役所61岁，福山48岁，是一个大哥哥跟小弟弟的年纪，有一个可供扭转的交流空间；30年前，律师重盛（福山雅治 饰）的父亲帮了三隅（役所广司 饰）减刑，这份情谊也成了重盛与三隅之间的联结。如此的背景关系设置，成为他们长达7次的密室对谈的基本铺垫。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重盛与三隅密室对谈

说起来，是枝从来都无意于把一个故事讲得多么惊人，他只是找到相对有代表性的时间场合，去探查人的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信认真看过他前作的观众，会发现看完后记住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其行动与细节只是帮助我们去重建这个人物的有形表现。因而，本片根本也算不上推理片，拿它和其他推理大作进行对比是徒劳无益的。对是枝来说，各个题材下包裹着的还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主题：家庭亲人间的羁绊。这个羁绊是决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如何塑造的关键。

就像片中重盛的父亲，虽然只出现了一场戏，但他的言行很好地说明了重盛这个吊儿郎当的性格正是跟他学来的。福山雅治平时上节目也是很爱开玩笑、很俏皮的人，所以他举手投足之间，那种一本正经里略带着不以为意的味道是到位的。尤其是在事务所里，他跟同事们常常都是吃着小零食聊着各自的小喜好，只把律师的事当工作，而没有认真对待案子的真相及后果。他对律师职业的看法，跟《胜者即是正义》里的古美门研介（堺雅人 饰）一样，只是性格没有那么夸张。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重盛在事务所里与同事谈案子

有其父必有其女，在这里说的倒不是吊儿郎当的性格，而是寂寞无助。三隅的父亲因律师工作疏于和他相处，三隅也因律师工作疏于和女儿相处（也只出现了一场戏），并且还离了婚。如此，做律师似乎并没有帮他实现什么价值，反倒还令他妻女相散。这个状况与他和同事们精致的装扮一对比，让他看起来就是个“成功”的人生loser——与是枝以往作品里的男主本质上是相似的。

他在为高难度的犯罪案件做辩护的过程中，得到的是将法律作为游戏来取胜的奇怪乐趣。这又间接指出，法律就像一位父亲一样，逐渐训导着它体系下的律师，让他们只见庭内的言语争斗，不见庭外的社会人性。其他各式各样的规矩中，抹去人性都是最大的特点。

由此，才引出了本片两条真正的主线：规矩与实施者间的关系、代际间的关系。本片名为《第三次的杀人》，其实是对于同一杀人案的三次不同供述。其中第三次几乎逼近真相，即是被害人之女咲江（广濑铃 饰）常遭父亲性侵，三隅和她一起杀了这个父亲。此后，实际上还有第四次的“没杀人”，三隅再度翻供，看似是为了保护咲江，不让她出庭讲出那难堪之事。但我非常怀疑这四次供词都是掺杂着谎言的部分真相，片中也提到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故事，它直刺重盛这样的人。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被害人的妻子靠在女儿肩上

在逼近真相的过程中，那两条主线关系是解密的两把钥匙。每一次重盛调查得来的线索，在三隅口中都有了另一番解释。而他根据自己信奉的规矩，每次都尊重这位委托人的说辞动机，从而又在法律的规矩中去寻求辩护的对策。仿佛他是一个呆板的规矩实施者，没有“重盛”这个人本身的存在。

直到倒数第二次，三隅问他信不信自己而不是尊不尊重说辞，重盛颤抖了。这一路探来，他身上僵化的东西如北海道的雪一般融化。不管这一次三隅有没有杀人，我想说他都是一个好人。因为三十年前，他杀人是出于贫穷，没有人性地屈服在社会运转的规矩下。他感恩于重盛的父亲帮他减刑，使得他出狱后能碰到咲江，从她身上弥补自己身为父亲的未尽责。明白过来的他，才有足够的力量逐步去扭转重盛的想法。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案发现场，尸体被焚烧后留下十字架印迹

这一把钥匙，又引向了第二把钥匙。诚然重盛找到的一些线索是重要的，但最关键的能打开这个案子背后之门的还是代际间的关系。在他幡然醒悟不忍落泪的一刻，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这整个故事。

是不是“有些人生来就是该死的”？重盛、三隅和咲江都觉得是，只是他们各自的理由有所不同。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三隅并未真正露面的女儿，最后给他的一句话“希望父亲快点去死”。他们三人的女儿都恨父亲，程度不一。或许咲江的父亲也是对家人极度不好，以致咲江终于忍不住杀了他，留下十字印迹。这个谋杀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那性侵的事可能是捏造，也可能为真。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重盛在梦境中与三隅父女躺在雪地里

被监禁三十年出狱的三隅，在咲江身上找到了父女般的快乐，这个快乐跟她与被害生父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重盛在北海道查案时，梦中想象重盛与女儿打雪仗的快乐，自己也加入了进去，这又跟他与女儿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重盛、三隅、被害者身上的三对父女关系，在案情展开的抽丝剥茧中，让重盛从吊儿郎当的状态里开始认真重视起法与罪、爱与恨的本质。更要紧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只遵循法律的、伦理的规矩，不该只在女儿出事时才作为家长的身份出现。虽然称为父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像一对亲近的朋友，有如最后重盛和三隅之间那样。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三隅在杀人焚尸现场

最后细想回来，在两位主演的滔滔不绝、貌似说了很多之下，被害人的妻女作为这三个家庭里唯一完整出现妻女组合，那不多的言语之中才蕴藏了最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请在观看时一定要注意她们的戏份）当然，要看见这看不见的东西，前提是有那滔滔不绝的内容做比照。片尾，重盛面朝艳阳，像三隅和咲江抹去自己脸上血迹一样，也抹了一下自己的脸，这是全片中他唯一一次触摸到自己。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今天所见，可谓震撼。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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