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在我看过的土耳其电影中，男权主义和家长制的影子总是频频投射，有时候是故事背景，有时候就是故事的主题。相应的，女人在土耳其电影中常常是颇为弱小悲剧的角色，她们时有抗争，却又常常在大环境中无力的被淹没。《当我们离开》是又一部让人感受压抑与悲伤的电影，一个女人，想要从娘家寻找受伤后的宽慰，却发现无处可以栖息，唯有从一个地方离开，再从另一个地方离开，在一个男权与家长制传统之下永无宁日。

        影片由主人公Umay不堪忍受丈夫对她和儿子的殴打，毅然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前往已经移民德国的娘家开始。试想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是如何的情况，想必，女儿她爹娘气个半死，女婿不登门谢罪，痛彻心扉的承认错误，休想把女儿领回去。而如果姑娘再有两三个火爆的亲身兄弟，搞不好抄起家伙就要找姐夫理论理论了，但是在影片中的土耳其家庭确是另一番景象。影片开场不久，就见Umay躺在医院，足见受到的暴力之深；接着康复后的Umay回到家，在餐桌上，丈夫即可以暴怒的对儿子抽打，将妻子狠狠推到，足见其暴力倾向已成习惯，不可逆转；而当晚，丈夫无视妻子心中悲苦，毫无温存的爬上妻子身上之举，足见其对妻子感受毫不在乎，你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做爱”，只能视之为“性交”，因为妻子毫无反应，如一根木头呆滞任丈夫泄欲，而到了这里，足见两人已毫无感情而言。短短不到十分钟的叙事，就将故事的社会背景，人物情感勾勒完毕，让Umay的出走显得顺其自然，从这十分钟，导演的功力就令我欣赏。

        Umay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否则她也不会选择出走，同时，从我最初角度看，她也有出走的基础，那就是父母远在德国，否则她连逃的地方都没有。想想吧，回娘家，那是亲身父母和兄弟啊，去的是德国，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制度上是没有对女性的歧视，更不会放任女性在家中被殴打的啊。结果，这份期待很快被打破，德国作为土耳其移民众多的国家，其移民早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保存着一份民族的传统和氛围，当然，其中也包括男权。而作为其中的一个家庭，Umay的大家庭，虽然存在于德国，但是你依然感受到的是一个传统的土耳其家庭。于是，倔强的Umay猝不及防的在自己的大家庭受到了更令其心痛的灼伤，父母对其受到的委屈其实也感到心痛，特别母亲看到女儿悲伤的伤痕后，更与其抱头痛哭。但是，很快他们便“冷静”下来，对女儿愈发冷淡，希望她早日回到丈夫那里，因为这样的出走是“丢人”的。而这个时候，文化的压力和对亲情的扭曲也被导演暗中表现，社区中的土耳其人对Umay家族成员指指点点，一时间道德上，这个家庭受到孤立，愈发难堪，而这又让Umay与父母的裂痕加剧。

        而片中Umay与妹妹和弟弟的亲情关系的崩裂则是影片最大痛点，和很多姐妹一样，Umay回答家中后，妹妹兴奋的同她聊天，跟她讲自己的爱情故事，憧憬着少女的梦想。而作为被Umay带大的家庭中最小的弟弟，更是与姐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与家中一直对Umay持有敌意的长兄形成鲜明对比。从家中几个男人身上，我们就可以感受男权文化在不同层次男人身上的影响，父亲保持传统，要维系家庭尊严和稳定，同时又带着对女儿的爱，所以他的男权思维表现在坚定的原则，谨小慎微的处理上，慢慢地给Umay施压，迫其“幡然醒悟”；而家中的长兄，已经在社会历练一段时间，慢慢要成为家庭顶梁柱，心理上总是试图刻意表现自己的坚强和男子气概，而正如我在另一部表现男权的土耳其电影《三只猴子》评论中所说，“男人都有着懦弱和胆怯的一面，却总是通过一个女人来发泄和树立自己“男子汉”的脆弱外壳。”，于是，他对Umay敌意最深，他从Umay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可能受到的女人的挑衅，所以，他的男权思维坚定，同时流于表面，举措最为强硬。而对Umay的弟弟来说，男权思想尚未树立，所以对于姐姐的难处，更体谅，还尽力协助，他和妹妹成为了Umay在家中唯一的希望。然而，社区文化和氛围的压力最终压迫了这脆弱的希望，妹妹因为姐姐“丢人”的行为，导致无法被恋人家族接纳，让她对姐姐心生怨恨，她无法冷静考虑这一困境的源头正是对其姐姐和她都造成伤害的男权文化，而是更顺乎常理的要拯救自己的爱情，而Umay的妹妹和母亲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制度和传统受害者下意识的求稳定的行为，常常正是维持这恶的传统绵延下去并伤害她们更多姐妹的关键力量。于是Umay与家庭被迫划清界限，甚至无法参加妹妹的婚礼，当她闯入婚礼，试图发出一个坚强的女人的呼唤时，却遭到了弟弟和哥哥轮番的辱骂和殴打，特别弟弟终于向姐姐扇去一个耳光时，Umay绝望的眼神和呼唤注定了她寻求家庭庇护的失败。

        《当我们离开》是一部有股“狠”劲儿的电影，它不寻求什么大团圆，就是要把现实赤裸裸的暴露出来。Umay在国内无望，因为那里的男权传统根深蒂固；Umay在国外无望，因为她依然要寄居于那里移植过去的传统；Umay在自己的家族无望，因为传统之恶正是投射于一个个这样的家庭中才得以延续；Umay甚至独立也无望，一个人打拼本已艰难，她还不得不承受她试图远离的传统势力的一再骚扰，而爱情的萌芽看上去也微妙的让人感受不到希望。所以，哪怕最后，看似Umay与病重的父亲有了一丝难得的亲情的对话，导演却依然通过Umay的兄弟们，也就是男权传统延续的下一个接棒手，留给Umay一个痛彻心扉的伤痛，Umay呼喊着，抬着儿子行走于街道，留下一个问号般的背影：她的希望承载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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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总结的观影心情．如果你觉得你生活得还很幸福，一切温暖而安详，我只能强烈不推荐你看这部电影，因为它的戏核很残忍，尽管我给影片打了五星，尽管IMDB的评分为8.1．
电影的字幕翻译者在影片伊始提醒观众＂本片舒缓，但很沉痛．＂整整两小时内，我的情感起伏完全验证了其提纲挈领般的精准．影片半小时之后，我开始几次暂停，走到窗外看风景，舒展一下心情；一小时之后，我已经无力起身，开始轻轻抽泣，并且几次要放声，未果；电影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将整个上半身伏在桌面上，头埋在胳膊里，以这种有些难受，却又情不自禁的姿势，嚎啕痛哭，涕泪横流．
影片确实非常安静，即使最紧张的时刻，镜头依然保持克制而冷静，从而使电影不多的爆发时刻更加震撼，恰到好处的钢琴声微弱但又真正刺痛貌似坚强的内心．所以影片确实有一种＂舒缓的沉痛＂，起初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开始在体内积聚，然后这种情感又像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最后彻底迸发出来，你的周身得到一次宣泄和洗礼．当它们离开时，正如影片所预言的，你会发现，你留下的除了沉痛，还有绝望．
我不会也不想再看第二遍，尽管那个小男孩有着天使般的脸庞，那个女人有着最圣洁的表情．电影的主题讲宗教压制下的爱情，讲社会压制中的家庭，讲一个追求自由的女人的无奈和无力．这使我始终有一种无法释怀的痛心，总结起来两句话：是什么已经逼迫我们不断逃离，却还要我们一再被伤害？是什么力量可以让无数诗人吟诵的家庭之美，变为身陷其中的每个人互相撕扯的梦魇？
杰克•伦敦在＜紧箍衣＞中说：＂一个男人的全部历史就是对一个女人的恋爱史．＂反之亦然，并且女人的这段历史有时更加悲凉．因为她们更多的时候是无从选择．影片中的这个女人，便因为一段早已消逝的爱情，付出了远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却换来孤冷的唾弃，起身上路．这其中大部分的伤害，竟然来自父亲，母亲，哥哥，弟弟，这些她曾经那么信任和热爱的人，＂血浓于水＂，第一次显露得如此苍白．
＂你应当爱一个人，就足以使你对他恨之入骨．＂罗素的这句话，在这个女人和他家庭身上俯拾皆是．是谁的错？我想作者无意批判这个家庭和女人，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都身不由己，隐藏在他们身后的，是顽强肆虐的体制，和体制压迫下扭曲的人性．这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即使付出任何代价．我的悲愤于是也像踩在空气上的双脚一样，飘渺且无力．
突然，我决定透露我心底的一个秘密．当看到女人最疼爱的弟弟将手中的枪指向她的那一刻，也是我哭得最肆无忌惮的时刻．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姐姐．
她是我的表姐，在我中学时代，她因为家庭矛盾，与我们整个家族决裂，我不确定那些场面是否与电影中的场景多么相似．只听家人说她言语冷漠，目光决绝．我知道她经历的事足以让她做出这种选择，我像片中那个手足无措的弟弟一样，不敢违背家族的旨意，又不忍割舍这份我最挚爱的亲情．
后来她有了孩子，我曾看到她带着孩子最后一次出现在家族聚会上，她已与所有的人貌合神离，但拥有着女人最幸福的微笑．再后来，我离开了家乡．有一次回家，听母亲对我说，姐姐的孩子不幸夭折．我当时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说．我一直以为这种故事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在我身边任何一个人身上，更何况是将美好贯穿我整个童年的－－我的姐姐．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不知她是否还在那个冰冷的城市抚慰自己的伤口，或是已经去到远方，开始另一段人生．不管怎样，我无比虔诚地祈祷所有的不幸永远远离这个已经伤痕累累的女人．我亲爱的姐姐，勇敢去找寻你依然生机勃勃的人生，放下回忆的羁绊。当你离开时，我已经将最深切的思念和最真诚的祝福，化作一路芬芳，跟随着你，在你每一个远去的方向上，历久弥香．
　　

很久没有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影片，可以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压抑着，直到某一刻难以控制地大哭起来。

这不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家庭暴力下的女人带孩子离家出走，自己的亲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信仰和周围人议论的压力下却不能理解她，也不愿意接受她。甚至，到最后，想杀了她。他们爱她，毫无疑问，可是无法摆脱的观念幽灵让这种所谓的“血浓于水”被稀释到可怜的地步。是这个女人让他们蒙羞，是这个女人毁了一切。她是疯了的人。就像影片中，夜里女人打电话叫警察救他们母女两逃离自己家时，女人的父亲朝她啐的那口唾沫。可是我不想谈论所谓僵化愚蠢的宗教信仰，不想赞扬女人的勇气和贬斥其他人的无知；如果仅仅是这些，那我不需要为这样显而易见的主题再多讲一句话。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其他，所以我愿意写下来。

从影片开始的那把枪和女人弟弟粗重的喘息声起，压抑的感觉就从没离开过。因为我不是土耳其人不是穆斯林，所以理所当然会有一种怜悯般的情感和认为整个事件难以理喻的理性。可是，如果我是处于那个文化中的人，女人或男人呢？我又会带着怎样的情感？那时，就没有所谓“理所当然”了。我们浸淫在各自的文化里，被无形中牵制着甚至被绑架着，还浑然不觉。一些人认为另一些人不可理喻，可自己其实也做着让又一些人认为不可理喻的事，仔细想想，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群体里，生命这只简单的容器里装了太多别人，自己常常被挤得不见了。在伊斯兰文化里，女人由于丈夫打她几下竟然就带男方的孩子离家出走，她的父母接受不了；在以前和现在的我们的社会里，女人由于与丈夫已没有了感情或是在草率的婚姻里邂逅了真正的爱情而与丈夫分手或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已婚男人，她的父母又能接受吗？周围街坊会怎么说，说她不守妇道，这会让她的家人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女人不贞洁，是狐狸精，该被雷劈死！如此看来，拍中国版的《当我们离开》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这样类比，中国人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没有人问影片里的女人她到底怎么想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她应该怎么想，和别人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应该尊重她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所以，她老师会说“让你的家人在社区和你之间选择，他们一定不会选你”。这句话，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可是确实真实到残忍。特别是她最爱的弟弟也举起枪对准她时。她已等不到“总有一天，他们会爱我的”。

撇开电影内容不谈，回到日常生活，约定俗成的东西真的常常紧逼到使人留不下一丝自己。任何形式的出轨都是不齿的。为了所谓名声，常常会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这股无形的力量如此强大，淹没了太多真实，太多尝试，太多希望。总有那么些不够突兀的问题在不够明显的地方慢慢咬噬所谓的自我。比如，没遇到倾心的人，为什么还是一定要逼自己牵上一个陌生人的手？比如，总算遇到了倾心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磨蹭到已擦肩而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无法洒脱。

（芷宁写于2011年12月16日）
    有深刻寓意的影片大多是通过不断详尽地再现典型事件本身、剖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弊端、解读人性的弱点与阴暗面，以试图带给观众一些有益的提示和思虑，并通过光影化的思辨，力求寻找到通往更美好平和生活的路途。
    而写实类影片也往往是很多无法替自己言说的弱势群体的有力代言，德国影片《当我们离开时（Die Fremde）》根据真实发生过的恶性暴力事件改编，通过这部影片，观众仿佛看到土耳其裔女性生活现状的艰难和苦痛，而当忍耐到极限，反抗一旦觉醒时，她们不仅会遭遇四面楚歌，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更令人感到无望的是，如此这般生命的代价，却是大家族的集体决议，这让这部影片在凝重之外，还带着几分撕心裂肺的沉痛。
    该片导演菲奥·阿拉达戈曾表示，自己有责任把这种生活的真实一面拍出来。她做到了，此番，这位女导演将精准的笔头和冷静的镜头对准了穆斯林女性所生存的环境，即便遭遇家暴，也得默默承受，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一旦逃离既定的轨道，即便需要娘家的帮助与庇护，于老旧的传统和所形成的社区氛围而言，这都是碍眼的，不能被接受的，于家庭利益而言，亦然。因为这会使家族蒙羞，让家族成员举步维艰，在这种大环境下，再美好的亲情也难经得起考验。
    在德国有不少的土耳其裔，他们在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依旧遵循着自己的传统，即便某些约定俗成缺乏人性与理性，与现代进步背道而驰，他们的主流依旧会遵循，并果断维护，且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而跳出这个框框的人或事，才是他们感到不妥的，不仅不妥，而且必须除之。
    众口铄金在如今的地球也不是什么古老的稀奇事，人一旦被所处的圈子非议排挤，便预示着他将无法全身而退。片中嫁到伊斯坦布尔的Umay（西贝尔·凯基莉饰演）年仅25岁，已是5岁孩子Cem的母亲，为了儿子的未来，她决心离开只会用拳头和老二对待她的暴力丈夫。当她带着孩子回到位于德国的娘家时，起初的天伦温情很快便被她所说的实情“撕毁”，大弟立刻暴跳如雷，而此后发生的一切让Umay完全陷入到无助的境地，她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起初亲密的妹妹因婚约差点被姐姐这个污点毁掉而痛恨她，Umay一手带大的小弟也在父兄的暴力式“调教”下、周遭态势的严峻变化下渐渐改变了态度。
    Umay出现在妹妹婚礼上的戏是全片的重点之一，它表现了一个家庭对一个柔弱无助女性的无情。父母的漠然，妹妹的厌恶，小弟的驱逐，大弟的大打出手，都让Umay对父亲诚挚道出的“血浓于水”成了一个可笑的传说。
    在德籍土耳其裔导演费斯·阿金的影片《在人生的另一边》中饰演耶特一角的诺塞尔·柯丝，出演了片中Umay打工餐馆的老板。柯丝仅仅用几个面部表情就表明这是一个善良而有阅历的老板，她深知土耳其裔家庭的特点，她冷静地告诉还对与娘家和解抱有幻想的Umay，在社区和Umay之间，父母只会选择社区。言外之意，Umay是孤立无援的，她等待父母手足回头的想法从根上就是幼稚而错误的，在男权族权高于一切的传统穆斯林家庭中，Umay的选择无疑是在挑战传统和权威，勇敢的她、很爱儿子的她选择了一条注定要被族人“判定”为死罪的路。
    片尾，病床上父亲的道歉比小弟所持的手枪和大弟所持的匕首更显得残忍，他老人家一句“对不起”便是对努力生活中的长女的人生交代。纯真孩童的血来得突然，也来得触目惊心，当一个原本可以不存在的悲剧发生时，人们会追究反思，只是这个追究反思也会走得很艰辛，有时候，在有些地方，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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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离婚本身，也不在于因离婚所损失的那部分好处，而在于三人成虎。

进城不容易，出城会更难，当你打算出城的时候，肯定是有一部分原因让你不得不出去。比如说无爱，比如说无性、比如说无能、比如说出轨、比如说家暴。如果不出去，你会生不如死，看见对方那张整日在你面前晃悠的脸就觉得反胃。如果就这样也还罢了，关键是他还会不停的对你提要求，你失去了婚姻的权利，却不得不继续婚姻的义务。

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之前的付出，等等等等。直到真的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未必好合，但时间也要熬过百年。

也有人选择了维持婚姻的体面，在外面偷偷成立一个小家——我自逍遥我的，该回家的时候再回家。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这样表面的和谐伤害或许会更深。

也有人选择了破釜沉舟——老娘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你。比如说电影里的主人公，也比如说生活中大部分的离婚女人。电影里的主人公带着满身的伤痛和年幼的孩子回到家乡，本指望亲人能够接纳她，却不料父母在舆论的压力下，一次次把幼子送还给那个恶魔般的丈夫；比如说大弟弟、二弟弟直接抡起拳头打她；比如说妹妹拒绝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唯一的原因是：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

纵然婚前有百般好，离了婚的女人就是满目苍夷，谁都可以嫌弃，活该被瞧不起，不得不永远低下头做人。能认清形势便也罢了。如果万一拎不清，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还试图得到家人的谅解和接纳，那就只能拿真爱和幼子的性命来赌了。当然，结局是她赌输了。这可以理解，因为任何赌博都有输有赢，你不够强大，何苦去赌？

所以，如果真的打算离婚，就远离之前生活的圈子，把自己放逐，静静的疗伤，免得让那些你爱的人再次伤害你。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份能养得起自己和孩子的工作，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然，离婚的另一个代价就是，你不得不东搬西挪，为生计发愁，从而让孩子跟着你一起吃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贵国的大部分女人，即使婚姻已经一团糟了，却始终不肯离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贵国的大部分亲朋，一听到有女人想离婚，第一反应是劝和而不是劝离，即使婚姻本身已经死亡。

那么，我的态度是什么呢？离！当你真的认为离婚更好的时候，要坚决离掉，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止损非常重要，不然你会因此短命十岁、迅速苍老，这样活着远远比死了更痛苦——前提是你够独立，能承担起离婚的代价，也能独自处理因离婚带来的的麻烦！

“而那个被Umay提到的叔叔，他终于在片子结尾出现了，落魄的村庄、低矮的房屋、昏暗的光线、蜷缩在沙发上的一个身体，仅此而已。”——摘自豆瓣置顶影评

这电影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豆瓣影评。

如果情节真如此设置的话，电影想表达的意义就很让人费解了。也难怪，中国观众若没听说过“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 的话，影片最后一段隐晦含蓄的情节，会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因而，冒出上文这样似乎很合理却没有逻辑关系的解读也是情有可原了。

电影中，Umay的父亲不远万里回到故里见那位住在破落寒舍里的“叔叔”，他们之间谈了什么，电影没交代。父亲回家后，召集兄弟们在客厅议事，女人除外，电影给了每个人一个特写，父亲、俩兄弟，三人表情极为严肃和沉重，似乎刚听说了什么特别严重的消息。父亲心脏病突发，Umay去医院向临终父亲道别，父亲说“原谅我，孩子……原谅我，孩子”。没想到从医院走出后，Umay最疼爱的小弟弟已经准备好一只手枪等着她了。好在亲情战胜了“理智”，弟弟扔下手枪逃走了。观众刚舒了口气，紧接着，大点的那个弟弟赶了上来，手握一把尖刀毫不迟疑地刺向了自己的亲姐姐。

通过以上这一系列委婉含蓄的情节，电影向观众暗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Umay被判了荣誉谋杀。“荣誉谋杀”虽然听上去新鲜，却并非伊斯兰教国家独有。封建礼教束缚过的中国就曾发生过，女儿未出嫁，而未婚夫已亡，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贞洁名声”、“烈女头衔”，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关在房里任其活活饿死的事，其无人性的惨烈程度更胜于此。

说到荣誉谋杀，通常是指为了挽回家族荣誉，由家族成员共同或少数重要成员做出决定，指派某一家族成员对另一损害“家族荣誉”的家族成员执行死刑的一种社会习俗。比如，我们熟知的大义灭亲。普遍以法制立国的现代社会已用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私刑是被禁止的，荣誉谋杀虽不合法，却难以在某些地区绝迹。其凶手多为男性，而受害者则大多为女性，被害的原因与失贞、不检点相关，如果女性被强奸、被怀疑不忠、行为出位、提出离婚等理由，都可能被家族以私刑处死。这种陋习不仅发生在土耳其、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的保守地区，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也有。不过，似乎土耳其电影更青睐这样的题材，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也反映了同样的社会问题。

电影中的Umay也是一位荣誉谋杀的受害者，她父亲千里迢迢去面见的“叔叔”并不是一位住在寒舍的失败者，相反，他应该是家族一位颇有权威的族长级人物。父亲回家后带给两个弟弟的可怕消息，正是他向Umay父亲宣布的，即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处死Umay。前面提到的那段，Umay父亲羞愧地对女儿说的“原谅我，孩子”并不是他的临终前的潘然悔悟，相反，联系前后情节，已能看出他早就知道两个弟弟会等在医院外对女儿下手，也不打算做任何事去阻止这一切。Umay走出医院，弟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对准姐姐的行为，即能说明谋杀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加上后来大弟弟冲过来补的那一刀，都能表明这一切行为都是有准备、有预谋的谋杀。

文化隔阂是电影被误读的原因之一，而电影缺乏表现家族荣誉与亲情两难的缺陷更加剧了这种误读。在电影开头部分，Umay刚回家那段，观众还能看到到这个家庭在亲情上的流露，后面的情节则很少有所表现。不仅如此，电影着力表现Umay试图修复亲情关系的努力，和家人对她的冷漠和决绝的对比，更使Umay的家人表现的更像是毫无感情的一群冷血动物。电影缺乏表现这个家庭对亲情与理智的两难抉择，让观众只关注到事件本身，而忽视了“荣誉谋杀”这一社会陋习的普遍存在，电影的深刻性被大打了折扣，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遗憾之处。比较之下，虽然这部电影够沉重，我还是更青睐《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对这种题材的处理。

随附一则新闻，是一起发生在2005年德国柏林的“荣誉谋杀”案件，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是根据这则新闻改编的：

今年2月7日，晚上9点，在柏林市中心腾姆帕霍夫区的一个汽车站，一名女子头部中弹3粒死亡。一周后，她的3个兄弟被捕。警方称，这3个兄弟是合谋作案，一个负责搞枪，第二个负责望风，第三个下手开枪。

9月14日，法庭对此案的审理刚开始，3兄弟中19岁的小弟弟让律师宣读他的一份陈述，在这份陈述中，他承认是他杀死了他的姐姐哈同.叙吕库。他说，他姐姐放荡的生活方式损害了家庭的荣誉，只有她的死亡才能让荣誉重新返回家庭。而他的两个哥哥也宣布，他们跟此案毫无关系。

按他的说法，枪是他花了800欧元在动物园火车站（西柏林的主要火车站）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买来的。他说，此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对他的哥哥们也不满，认为作为年长的兄弟，修复家庭荣誉本来是他们的事。

哈同.叙吕库小姐是在德国长大的。1998年，她在土耳其被迫跟她的堂兄结婚。在她的儿子出生前，她来到柏林，再也不愿回土耳其去。她离开了父母的住处，自己单独生活。今年23岁的她，已经基本结束了电工的职业学习，但她始终拒绝搬回父母那儿去。她突破了家庭，过自己的日子，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的宗教传统思维。

哈同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3个兄弟中，有两人已经多年跟她没有任何联系。据说，她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暴力行为，甚至强奸。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71127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