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来了

这个电影看得我可焦虑了。
我看到好多评论里说到“荒诞”、“好笑”什么的，我能理解荒诞，但是完全不能理解好笑，我看的时候可焦虑坏了，完全没有任何好笑的感觉。
越荒诞的时候我就越焦虑。
我猜应该是这个电影激活了我的镜像神经元了，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时候是我该怎么办？

被人用枪指着头，求守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办？
发现袋子里是两个大活人，而且是日本人和翻译，这个时候又怎么办？
说是几天来取，过了半年也没人来怎么办？
那俩人提出这种协议怎么办？
这些都够焦心了。
然后换一面：
祖国派我出去打仗我该怎么办？
我打仗的时候被人捉了塞麻布口袋怎么办？
有人天天给我吃喝但是不断地讨论该怎么弄死我怎么办？

我一边看电影，一边自省：
点头哈腰叫着“森赛”的村民是丑陋的，给日本人和翻译包饺子是愚善的，叫嚣着死得光荣的日本人是被洗脑的，坐在澡堂子里讲传奇的侩子手是荒唐的，躲在墙角边说这是个好故事的唱评书的是劣根性的。

我看着就很心虚。

我作为一个现代的旁观者应该有更高的境界，但是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我该怎么办？
姜文的出发点可能是想将抗日战争真实的展示出来，展示当时国民的情况，以及当时日军的情况，让大家看到这种无奈、荒诞和恐怖，从而反思战争。

不过我觉得，到了这年头，战争或者说类似二战的战争已经不是主要危机了。但是生活中同样存在荒诞的可能弄死人的事情。
这年头各种各样的奇怪死法有人专门整理了一个长长的列表。
现代社会人们享受着各种现代化便利，同样也就承担了现代化的风险，包括科技的，也包括人文的。
威胁甚至变得不再来自他人，而来自我们正依赖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两个口袋里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猪肉涨价，火车追尾。
我总觉得，在真正的威胁面前，我跟村民们一样不知所措，一样可耻可笑。
太让人焦虑了啊。

【完】

马大三是个憨厚的农民，跟我从小到大见过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普普通通，天大的男子气概那肯定没有，正气么却又有那么点，尤其是几两白酒一下肚，在酒桌上侃起来的时候，那好家伙，个个都是爱国爱家的铮铮铁汉。当然，酒醒了基本上也就怂了，老婆招呼着往东，屁股就得对西边撅着，还要腆着一张脸，作出讨好的姿态来。待外人多半是老实忠厚，年长些的便会摆出威严的架势，但在怎么装样子，小农的奸猾和狡黠自然也是有的，满肚子的心眼都藏着呢，也就是在自家的晚饭桌上，吃着媳妇端上来热乎乎的饭菜，心满意足之余，那股骨子里的狡猾才会从眼角眉梢里窜出来。

片子开始的几个小片段几句台词一出来，我心里就叫了个好，姜文对人物的拿捏实在是太到位了，几分钟的镜头一掠过，马大三这么个既老实又狡猾，既胆小怕事却又有几分胆气的小农形象立马直勾勾活在屏幕上了。

《鬼子来了》自诞生后，就波折不断，到现在仍然全面禁映，而看过该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民族情绪比较强的人，对片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反感。在日本倒是上映过，据说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毕竟片中日本人的形象残暴而冷酷，令人发指。其实这事情挺怪的，按说这种讲中日抗战的电影，要么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讲话日本人听不入耳，要么就相反。何以姜文的这部，两边都不讨好呢。

说白了也很简单，我们被洗脑太多年了。上辈人的故事就不提了，被红色风暴席卷过来的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可想而知。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无数英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就学赖宁雷锋刘胡兰，稍微大些是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我们从红领巾到共青团到Party，没有一刻能逃离这些无边无尽的控制。课本上怎么讲中国人的？勤劳、善良、勇敢。我们的战士怎么对待敌人的？顽强、伟大、牺牲、不屈不挠。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MLGBD，骗了我好多年，还纳闷说为啥红领巾上的鲜血洗不掉呢，难道烈士的鲜血跟我自己的血成分不一样？为此一度很羞愧自己不是烈士的料。

姜文很洒脱地大手一扯，把红色的遮羞布全都扯去了。他一边用黑白的画面讲真实，一边添一些荒诞和讽刺的调料进去，让你看看，中国人不止分成英雄和汉奸两种，他们中有很多，为了生存需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瞧见那个一脸正气的八婶子没，马大三上门讨白面的时候，她歪个头，没有，就是没有，诶，你是不是要当汉奸啊？马大三没杀死俩俘虏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是跳起来指责。最后日本人送粮食过来了，军民大联欢的时候，她也笑得很欢。

不光是八婶子，二脖子、一刀刘、五舅姥爷、疯七爷都差不多，就是顶普通的中国人，根子上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既要做婊子也要立牌坊的类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哪怕事情做的是错了，也得贴上个漂亮光鲜的标签以显得自己有face。这么说倒不是要一棒子把中国人打死，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古老的民族所拥有的种种优点，比如勤劳，智慧，坚韧，强大的忍耐力等等。但柏杨也说了，好的东西就是好，就是放在台面上的，老拿它说什么事。不能看见坏的，就无法变得更好。姜文看见了好处，也看了坏处，并且大喇喇地明目张胆地把它们公告天下，所以才会有中国小孩追着日本军官要糖吃的画面，也怪不得那些民族自尊心过剩的人看了反感。

说到这些，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近年来很火的名词，“集体无意识”。同样是这群懦弱混沌的中国人，如果放在其他那些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地区，很难说这些人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董存瑞。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群体心理现象，只有个别的人，会成为冰山冒出水面的部分，从而以自己的意识支配其余的人，成为群众运动的导向者。但即便是形成了群众运动，也只能说是个体意识所主导的集体运动，称不上集体有意识。

八婶子这样一群人，在敌伪区里生活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和日军和平相处，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温和的吃人恶魔。长期的压抑更是加重了思想上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敌伪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群人在意识上的奴性，每个人只为了生存而生存，日军送上粮食时大家都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看日军行刑的时候放声大笑。这根本就是群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说，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

因为人性本身是排斥危险的，就连经济学中都会有专门的衡量风险的理论，将风险数值化进行权衡，以选择利益最大值。既然人在本质上都抗拒风险追求安全，而革命恰恰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那究竟什么人会投身革命之路呢？第一，有资本冒风险的中产阶级，为追求更高的利益，第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退无可退，为生存而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有房有田，有水有粮，靠体力和天象吃饭，图的就是个安安稳稳八方太平。像马大三他们这种世世代代的农民，骨子里就被打上了安身立命的烙印，只要还能活下去，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奋起反抗的。这种共有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自我保护模式，便是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

换个角度看，影片中的日本人，多半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只不过与马大三他们懦弱自我的无意识相反，日本人是狂热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教育和宣传的双重作用吞噬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变成了战争中的机器。霍弗也讲过，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运动或是民族主义的旗帜，唯有这两面旗帜，才有足够的领导力量，煽起一场蓬勃群众运动的火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恰恰具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性，同时又完美吻合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和极致。说到这，提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基本上获得共识的是，这是个精神分裂的民族，从它的艺术产品中便可见一斑，温情的温情到极致，残酷处令人不寒而栗。也因此，电影中日本人从其乐融融的热情到举起刺刀的屠杀之间的突然转变，残酷血腥之余，竟也显得合情合理。

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人意识的产生，势必要经过颠覆性的冲击覆灭式的巨变，才可能打破原有道德和生存体系的桎梏，对马大三而言，全村人的被屠杀，构成了他反抗意识的觉醒。因此他冲进敌营，疯子一般用斧头劈死日本军人，虽说是报复性的杀戮，最后也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但这种转变无疑是具有乐天派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姜文心中的“民族魂”了，那就是，不管整个国民群体是多么愚昧天真，那些无知的老百姓也好，不辨善恶的中国军官也好，总还有一种力量，潜伏在中国人的背后，或者抛开中国人的界限，推广到所有的人类身上，那就是人性中善和正义的力量。就算是那个俘虏花屋小三郎，哪怕他充当了最后的行刑者，但他在电影中间与中国人相处中所形成的善意依旧是不可抹杀的，一个人的善意微乎其微，但毕竟是火种，终会源源不断地燃烧下去。

电影的基调是沉重的，哪怕其中有再多的调侃和讽刺，也改变不了它的内核。简单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看待这部电影，是看低了它，也看低了姜文。姜文自己也说，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宣扬爱国主义，他是想让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认知历史，并产生自己的思考。他在我们头上敲了一记警钟，不要轻信。在影片中是不要轻信日本人，大而化之是不要轻信所有具有蒙蔽性的东西。我们无意识太久了，天真太久了，是时候摸摸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哪些是真实的自己，哪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就如鲁迅先生说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某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就是羊 可你非要在羊犄角上绑把刀，给弄出个火羊阵来。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因为在若干个小时之前，中国人是狼是羊的事，我没想过

   如果没有网络，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鬼子来了，看到这么一个脑后长了反骨的电影，这一切还要感谢我们的广电总局，它伟大而灵敏的触角还没有伸及网络这个大染缸，才得以让这些与我们官方严重背道而驰的“野电影”存活下来，网络 还真是个东西。

   有人说姜文只导了三部电影，这三部电影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天才，是个伟大的导演和演员。我辈盲流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忘的差不多了，太阳照常升起压根就没看懂，但是凭直觉这不是一个烂片，倒不是说我直觉多么准，因为有时候直觉也是一种幻觉，只是因为电影所散发的一种气质让你发自内心地信任他，相信他是好的，即使是迷信。直到看鬼子来了，我发现，用鬼才来形容姜文，或许更加恰当

   鬼子来了对官方和主流来说，无疑是个叛逆的刺头。也非常理解我们的电影审查机关，作为政府的粉丝和代言人，他是不能对这么一部浑身刺毛的电影手下留情的，他们的立场很明确，思想很简单，对敌人的妥协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估计他们当时看片的时候肯定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小子不是找禁吗？而且我也怀疑当初姜文拍这片的时候，压根就没指望他能过。

    同样是讲日军侵华，姜文选择从中国小老百姓的视角出发，看不到官方“正面”操纵和引导的痕迹。他所表现的东西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抗日”经验。我们在经典的抗战大片里看到的，是日本鬼子的不堪一击，是中国军民的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直到看的麻木，可以面无表情、大脑空白地去欣赏我们的地雷战把小鬼子炸的满地找牙，小兵张嘎翻着跟头耍猴似的从满是鬼子的敌营中轻松逃脱，老百姓们面对死亡时个个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这样说可能有点不敬，但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 那不是真的，可悲的是，我们已经连想都不愿想了。关于国民劣根性，已经是一个被嚼烂了的话题了，鲁迅先生带出来以后就没停过。很多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但姜文拍这样一部电影，肯定还是会招人骂的，比如广电总局的发难就首先说明了这一点，你干嘛拍的这么形神兼备，这不是照着镜子骂自己么？错就错在你点的太透了，中国人讲究含蓄，隔着窗户纸看人，你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把人衣裳扒干净了，一些好面子的中国人就会不好意思，如芒刺在背，不骂你骂谁。

    电影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一系列幼稚可笑行径中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愚昧、麻木和市井，有人说丑化了中国人，有的镜头和情节确实有些夸张和戏谑的成分，但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相信那些镜像就是真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黑白真假，很多人一看就明白了，一些东西也不是你骂两句、喊几个响亮的口号就能改变的事实。与其护着掩着，不如赤裸裸扒开来看，或许还有进步的余地。即使是矫情和一厢情愿的揣测，我还是愿意将姜文的所为解读为爱之深责之切。70年前我们有过那样惨痛的历史，中国付出了无数的生命，经历了那样漫长的黑暗，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只看到被过虑的符号化的光辉和伟大，更要看到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个人和族群，他或许是残酷的、或许是阴暗的，但他是真实的。

     看到二脖子六旺八婶子一个个把头伸桌子上那副窝里斗的神勇；八婶子不要老脸唱小曲，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风骨；六旺对着日本人发酒疯灌输自己的生存之道，肝都颤了。中国人骨子里有种羊性的温顺和善良，别人对我们好一点，就受宠若惊似的巴不得给人掏心掏肺，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是真心实意的，可敌人的心呢，他们只会把你掏心窝子的善良当做得寸进尺的机会，顺杆爬。这会给你好脸色，眨眼的功夫变得凶神恶煞了，我们只有挨宰的份。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几个日本兵押着两万中国人去样子江边送死，那样的景象真的不敢想也不愿想，一闭上眼睛，就是几个猎人在驱赶一群羊。当然，我们也有反抗，疯七爷去兑现他“一手一个掐吧死俩”的诺言，马大三最后近乎疯狂的复仇。疯七爷是有血性的，他的反抗让人肃然起敬，马大三则是陷入绝境后的自救，他彻底的醒悟，不再幻想和寄希望于任何人。他死前的一抬头，是大彻大悟后的释然，已经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头颅滚落到地上，眨眼三下，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是在嘲弄那些麻木的围观者和迂腐的国民军官，清醒地死去比麻木的活着更有价值。但马大三和疯七爷却不是中国人的典型，他们更多是被赋予了一种戏剧性来为电影服务，当时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在痛失家乡和亲人后，沉默地活下来。压迫和仇恨激发了马大三的狼性，中国人的羊性却最终让他成为了一只孤狼。

    某人说中国人天生具有尚武基因，我希望这是真的，可是历史很不幸的证明，中国人的尚武基因貌似还是隐性的。当日本的小学生喊着“为天皇而死”的时候，中国的同龄孩子却在光着屁股问日本兵要糖吃，所以当年一个成了张牙舞爪的狼，另一个却成了待宰的羔羊。我们都期待和平和安稳，可是这种美好的希冀不会因为一句中×友好就万事大吉，全世界老百姓骨子里其实都是善良的，但架不住政府和精英们有意无意的忽悠，不定哪天鬼子又来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是羊了，却因为历史基因问题也没蜕变成狼，我想就算成不了狼，我们也得装一大尾巴狼的样子。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文本分析
1。视听语言方面
    用黑白胶片拍摄，最后杀头的一片红是特技[《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也是用黑白电影，但是，是用彩色胶片拍后期做成黑白的] 这与姜文这一时代的人有关，从小都看的黑白战争片类似《地道战》长大的。
    镜头的设计：五十多分钟的时候，用鱼儿的视角来看马大三，表现他内心的恐惧，富有喜剧色彩，使观众产生怜悯又可爱的情感。用大量特写，突出演员表演。光线的处理，马大三接受日军俘虏开的村民会，崔健配乐，但是没有摇滚的影子（一意孤行）

2。表演的台词设计处理
    姜文透明的目光表现马大三这一个淳朴的农民，用方言（河北唐山、江浙、东北）很好的反应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河北农村生活）并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3。影片风格
   “再悲剧中也会有喜剧成分”，“真正的戏剧大师能调动人所有的审美元素”，《鬼子来了》杂糅了很多悲喜剧的风格，借了军乐交响乐得主旋律反复出现的效果。例片中“我一手一个，掐把死俩……”开始是说偷汉子的媳妇，后面是指日本鬼子，最后竟然是他这个身体残障的老人成为唯一反抗日本人的人。这种表现手法具有现代西方戏剧荒诞的风格。
    荒诞、幽默在最后一段表现的尤为突出，黑毛驴的突然跑出，高队长讲话时，朱在士兵脚下穿行，混沌的场面。

4。人物性格
    “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想法，是远离还是死亡，还是接近死亡？”
　 ——————————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马大三：本分、善良、小聪明、明哲保身、不敢承担责任，代表典型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哲学，拉群人下水，责任大家担，也就法不责众，带着困惑的微笑死去。
    河北小山村的农民没有正面面对战争，几千年的农民逻辑让他们善待俘虏，但最后去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行为准则于现代战争逻辑很不适应。
    花屋小三郎：带着日本武士道精神出现，但又害怕死得不壮烈，花屋心理变化过程是导演的功力所在。花屋后来对生命的珍爱，基于村民对他这个俘虏的优待。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里被描述和被追问的，只不过是被还原为人类本身的脆弱姿态。”——————日本《朝日新闻》
最后马大三被花屋砍头，马大三抬头看花屋的镜头
    翻译：代表着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脑子转得很快，中国劣根性代表。挑拨离间，被上司看不起，“支那狗”。又看不起花屋这样日本农民出身的下层士兵。最后他受刑的时候笑是对时局的嘲笑，也是对自己翻译生根的嘲笑。

5。主题复杂和多指向性
<1> 人物与兽性的矛盾
<2> 和平逻辑与战争逻辑的矛盾
<3> 政治法则与民间感情逻辑的矛盾
    影片表现受侵略侧面，并非正面的抵抗。大义凛然，没有高、大、全的形象，而是中国农民后滞思想，唯利是图只有眼前利益，可能是被判“反动影片”的原因，农民的猥琐贪小便宜，民族意识淡薄。
    之所以马大三不敢杀人是因为典型中国农民的宗教迷信，鱼儿怀了马大三的儿子，谁都不愿意脏手，正是由于这种迷信才形成了中国（相对）和平。
    把一段魔鬼华的日本鬼子放到了人性的角度下分析，使日本鬼子也有了性格的丰满，有残忍也有怕死的、懦弱的一面。表现了日本鬼子人性的一面，尤其是野野村天天给村里的孩子吃糖。没有和村民冲突。而最后的爆发是军官的暗示和挑拨。因受刺激而发疯杀了最喜欢的小孩，刻画了立体丰满具有人性，内心审视的野野村可能也是“反动”的一部分。
    导演的视觉超越了民族恩怨，从人性的角度看战争，村民不愿惨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而正是这种善良引来了字后的杀身之祸。人文角度来看，人和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得善待他人，但他认为了他们的生存而不让我生存。人身上是人性和兽性共同存在的，人要善良就是人性战胜兽性，所以行为都应以生命的尊重为准则，马大三他们的善良在战争中被碰得头破血流，这也正是其表现的人性。
艺人政治，新闻媒体之间的媚权，艺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艺人认为自己体验生活是评判者，这正是见闻对自己这个职业的批判态度，。片中马大三二度进城看到前后两次城门口艺人演唱的不同的段子。

最后两分钟，镜头颠倒摇晃，是以马大三被砍掉的头颅的视角拍的，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颠倒了，晃动着又恢复正向，电影画面也由单调但有力的黑白变成了彩色，红色，血淋淋的头颅，黄绿色，国军整齐挺括的军服，这颗头颅澎湃着热血，稳稳的坐落在大地，他眨眨眼睛，努力的想要做出嘴角上翘的笑容，然而，终于没有完成，闭上眼睛，满怀疑惑的去投胎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又看了一次《鬼子来了》，仍然心中怅恨，久久不能释怀。
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末期发生在中国河北一个偏远山区小村庄挂甲屯里的简单故事。一个日本兵花舞小三郎，一个翻译董汉臣被不知名的力量（也许是抗日土匪，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军）俘获，在大年二十九的夜晚，用枪逼着，强行交给挂甲屯村民马大三，让他暂为保管，让他抽空审审。然后一去无踪影，马大三遂和村民一起商议如何处理，他们先是好好的招待等着『我』来取，其后决定杀了他们，但下不了手，最终决定和日军交换粮食，最后日军交换了粮食还和村民联欢，联欢时，花舞小三郎为了保命，表现『英勇』的杀了一个村民，然后大屠杀开始，已经是战败国的日军，将手无寸铁的村民全部屠杀并烧了村子，马大三因为去接相好的幸免于难，出于内心的愧疚和仇恨，他决定为全村人复仇，杀了几个已经是战俘的日本兵，被国民党军公审处死。

我相信故事多半是真实的，他的荒谬在于没有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最后被中国人自己名正言顺大义凛然的消灭了。杀起日本人软弱无力的国军，斩首自己人时显得那么理所应当。日本的翻译官，汉奸董汉臣被国军处死前面带笑容，他也对自己短暂的一生感到迷惑不解，感到滑稽可笑。马大三死前，什么也不想说，仰天长啸（其实是学驴叫～～）这个世界，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经历的世界，是如此荒谬，以至于无可名之，无话可说。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深刻的揭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国民性，小农意识云云，那么让我们循着情节来看看，到底哪里劣根了？他们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大多数普通的人一样，把私利放在首位，凡事先考虑自己，但内心又有着作为底线的善良和道德心，耻辱感---这种人在美国在全世界都不少，可以说是所有普通人的共性。

日本人一方，也不过是普通的日本人，本是农民，25岁，被天皇洗脑一番，拉上战场，一刀没杀死，一下子醒悟过来，再也不敢言死，再也不想死了。这是普通的日本农民--尽管这个民族性格那么极端，然普通人也不过如此。翻译官董汉臣不也是为了生活？

就是这样普通的两拨人相遇了，他们交往的很好，日本驻扎在挂甲台近8年，没有屠杀骚扰当地百姓（估计他们的生存也是靠当地农民），唯一的暴行就是抓了马大三的鸡煮了吃。甚至还和百姓联欢。若不是软弱的日本农民花舞小三郎为了自己活命违背道德和武士精神，也许会是个不错的大团圆结局：日本战败，这里的炮楼驻军回到日本，继续做农民。

从这个方面来看，日本农民不如中国农民，更有劣根性。更愚蠢可笑。

然而，更可笑的来了：国军军官（吴大维饰演），瞧瞧那公审大会的气势，那语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何其相似，他是国军，何尝不是g军，何尝不是任何一个在中国取得政权的统治者？

我个人以为，最后5分钟才是全戏的高潮，才是国民性登台表演的时刻，甲午战争战败时，中国人没想过世界和平，日军侵略时没想过国际和平，战争结束了，一个中国农民，杀了几个日本战俘，影响了国际和平局势，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从小处说，这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国际和平了，我们也要和平，要优待战俘。往大处说，这种不必要的虚荣，多么愚蠢，别人不讲信用刀枪相加时，我们受着，所谓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你拍死我了，但我死的有面子。

中国一贯就是这么拧巴，该讲道理时，耍流氓，该狠的时候，又学人家，假模假式的讲道理，对，是假模假式的讲道理。这背后就是中国的基因。

这部电影是拍给中国人和日本人看的，我说的是正常人，不是爱国抗日愤青，也不是日本那些狂热铁血的右翼人士，如果这两类人成了主流，那世界将多可怕。

我有个前同事，超级喜欢潘长江拍的《举起手来》，而那部电影，我就算呕吐着，也无法卒看。

战争是残酷的，中日之间似乎也一直都有不同戴天之仇，二战打得如火如荼，然而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这群普通的日本农民和中国农民，和平友好的相处着。日军日日高奏军歌，气昂昂的出村儿，过河，进城，住进炮楼，沿途给小孩儿发糖吃，变魔术玩。挂甲台的村民们收到日军送的粮食也开心的奔走相告，与日军协同联欢。当所谓『国际形势』逼近这群普通人的生活，一切温情都湮灭了。

这部电影非常精彩的表现了中国农民的普遍特征，演的活灵活现，像『出了村儿，就过了河，过了河就上了山。。。。』这样的对白，说对白时那样的神态，全村人个个喊杀，个个又都不敢杀，有人出来杀了，大家都避之三舍这样的复杂心情，中国村落文明及道德感的单纯和复杂，尽在这一出精彩的黑白电影中。

姜文可以演霸气外露的大英雄，也可以演一个憨直胆小的村民，可以导演一部气焰超越好莱坞大片的《让子弹飞》，也可以制作一部几乎全部用黑白画面，直指中日（或者人类）弱点，演绎世事荒谬的《鬼子来了》，这不是才能是什么？有霸气又如何？外露又如何？闭嘴别再说什么纳粹附体之类的P话。见识的少永远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俗话说，天黑请闭眼，SB请闭嘴。

PS：

一点八卦，我记得以前在哪儿看到 姜红波（女主角）和 尤凤伟（原著小说及编剧）都和姜文闹了点儿不愉快，谁给八八？

演花舞小三郎的 香川照之，在去年NHK的大戏《坂上之云》中饰演一个日本俳句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