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改编,但从片名和这句根据XX事件改编的介绍来看,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挖掘青少年犯罪的电影,涉及成长,家庭教育,青少年之间的感情之类的青春片,这样的话《牯岭街少年》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至少如果拍的好可以像《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这类励志教育片一样,但如果只有这些,《牯岭街》最多算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它还远达不到伟大的地步,如果只有这些,那杨德昌也不叫杨德昌了。
而且他也没用必要用237分钟的篇幅,更不会被称为史诗,让包括著名电影学者赛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专家和普通影迷高呼:“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死在这237分钟里”,赛人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称赞甚至膜拜,不惜把这部电影碰到华语影史第一的高度。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杀人的电影,男主小四杀死了自己追了很久追不到的女神,由爱生恨的戏码在新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那怎么把它挖掘出深度呢?如果你没看过电影,你可以联系药家鑫和马加爵,如果我们给这两位拍电影我们怎么拍的深刻呢?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药家鑫和马加爵的相关深入报道,他们这些冲动的魔鬼事后的表现让我们唏嘘落泪,让我们感叹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些挖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报道的深刻之处在于记者们挖掘出了这些已经被舆论定性为“变态”,“恶魔”的人的另一面,从这一面中我们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本性,再加上极强的情境带入感和我们自身的 恻隐之心,在愤恨他们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的可怜可悲而落泪,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无奈。关于这一点与兴趣的可以看看柴静女士关于药家鑫父母的专访,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个专访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这样拍,那《牯岭街》已经足以算得上一部深刻的犯罪电影了,而且如果今天有人拍出来也绝对是轰动级现象级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牯岭街》应有的水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着更大的格局。
以上我分析的内容《牯岭街》都有,但他只是这部鸿篇巨著或者说盛大交响乐中的一种和声,这种和声可能是主旋律,但绝不是唯一的声音。
《牯岭街少年》是一部盛大的史诗,只不过他有一个太过低调的名字,低手拍电影喜欢故作深沉,高手却总喜欢假装肤浅,大隐隐于市。它虽然叫“XXX杀人事件”,也是以此为主线,但它的内容却庞大得多得多,《牯岭街少年》聚焦的是一个时代,是多个群体多个阶级的交织与冲突,柴静的专访反映出了药家鑫背后的故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共鸣并开始反思自己;杨德昌反映的却是药家鑫这类人背后整个时代的病态,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在黑暗的政治戒严之下,在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之下小人物共同的无奈,只要你是个小人物无论你怎么反抗怎么挣扎都不会对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构造造成任何影响,弱者的反抗只能伤害更弱的弱者,最后一同毁掉自己。所以片尾小四的一刀被豆瓣影评人精辟的总结为“弱者给弱者的 一刀”,这一刀是小四对女神的背叛和对彼此爱情的彻底绝望,也是弱者在被社会压迫后的一个自戕式的愤击,这一刀毁掉了两个青年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一刀既是由爱生恨的情杀更是弱者在绝望中的一声沉闷的嘶吟。
电影可以看作一部青春片,一部关于初恋与性意识萌发的荷尔蒙片,但这只是故事的主轴,围绕在故事周围的是杨德昌用显微镜版的视角为我们全景展示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政治,教育,民生通过杨德昌各种考究的细节被暗示出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的迷茫与洋溢着的荷尔蒙,但这种荷尔蒙是一种被压抑着的战栗着的荷尔蒙,影片令人窒息的压抑无处不在,令人如鲠在喉的细节比比皆是,这都是那个大陆与台湾政治戒严期间台湾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小四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几个普通代表。
电影开篇背景介绍: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阻止帮派来壮大自己的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对于刚刚建立起观影逼格的人来说,保持理想主义,蜻蜓点水的宣扬点鸡汤的电影就是顶级好电影了,豆瓣250上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电影,而这些电影是注定与经典无缘的,即使它现在有一个不错的评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被人淡忘。一流的电影不会虚假的鼓吹理想主义,把鸡汤当哲学的说教式的灌输给你,三流电影教人如何成功,一流电影教你认清世故,是超越是非超越成败的。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希望,正是因为相信,在面对生活现实时,才会有出入感,这种出入带来的落差成就了这些祭奠我们逝去美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原因还是对美好对理想的眷恋。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生活没有小时代,全是碾压小人物的大时代,生活永远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只存在文艺作品和我们那毁人不倦的教育中,呜呼哀哉,这正是生活的可悲之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拍出了这种可悲。
而拍出可悲的原因正是由于不舍美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哈尼正是这种逝去美好的完美代表,他的出现无疑是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而他的失败也正说明了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绝望。
之所以把这个配角放在主角前面讲,是因为他出场虽少,但却画龙点睛的表现出了全片的灵魂。哈尼是一个没落的古惑仔领袖,一个拥有君王般高贵灵魂和诗人般情怀的青年老炮儿,而且人物外形俊朗飘逸,做派大气而绅士,让人觉得这个小混混头头身上有着教父一般的品味和气场,又有着侠客一般的精神和老炮儿一般的倔强与坚韧。哈尼就是一个老炮儿,一个帅气文艺的老炮儿,一个如西方文学中贵族一般脱俗的老炮儿,他比老炮儿更动人,比老炮儿更悲惨,他的形象脱胎自《战争与和平》,无疑是片中导演给予戏份最少但却赋予最多内涵的角色,完全可以视为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
哈尼因为犯事而被迫逃亡南方,等回到北方后发现江湖已经变了,时无英雄小人得志,连山东这种猥琐的人都可以霸占一方了,但他,一个曾经的领袖现在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心中却残存着逝去的规矩和理想。他刚刚回到北方,看到自己的女友和主角小四在一起,导演高明的没有拍哈尼的反应,而是拍小四被打,当时他们同处同一空间,小明看到自己男朋友回来,立马跑了过去,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身穿海军军服的帅气小伙站在门口,这是哈尼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怒自威的大气初见端倪。(哈尼与小明)
然而接下来镜头只给了另一边的小四,这个敢泡带头大哥马子的吃瓜学霸。众人为了奉承哈尼,便抓起小四要打:靠敢泡老大的miss。
小四被整的低声下气。这时我们不知道画外即哈尼和小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小明哭着从那边跑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具体知道了什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只有看过的才知道。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这就是杨德昌。(小明跑开)
这时画外的哈尼过来了,喝住众人,这一次哈尼的形象更强大了,他老大的气质开始显露,哈尼淡淡的和小四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混的,这没你的事,赶快走吧。遂解小四围。(哈尼与小四)
这一个简单的行为让哈尼的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观众对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而这种古惑仔套路的戏份杨德昌更是把它拍的霸气干脆,令人暗暗称绝。
下午哈尼训斥小弟们后,与小四谈心,这段谈心更将哈尼这个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这段台词也成了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的一段台词,成为了可以单独赏析的独立经典:
我在台南的时候,无聊的要死,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就是老包这样的人,后来他一个人去和眷村帮对峙,被眷村帮的老大暗算,死的相当憋屈。哈尼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哈尼的死正如历史文学里的项羽的死一样,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世无英雄遂使小人成名,也正是因为小人太多,才使英雄没有活路。
哈尼出场极少,很快就被暗算害死了,但这个人却是电影中拥有粉丝最多的人,因为它代表了大家心中残存的希望,他的死引人共鸣,而害死他的山东,则是哈尼的反面,吊儿郎当,颓废猥琐,长相粗俗,行为也上不了台面,完全是一个地痞小贼,哈尼的死引起了道上的复仇,后来山东也被杀,但当山东的女人叶子抱着山东的遗体大哭时,相信我们和在场的吃瓜小四一样矛盾,既觉得死有余辜恨不得自己亲手给他两刀又觉得这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反派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杨德昌的功力。就像金庸笔下的众多恶人一样总让人又恨又在恨中包含着同情,李莫愁和阿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切都是创作者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哈尼这个人物以及两个帮派的冲突与恩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但和杨德昌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信息被处理的相当闷骚,这种闷骚以前在《一一》的影评里分析过。对于第一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杨德昌没有交代,因为杨和他的编剧们不想交代。
这更符合我们生活中的认知情况,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环境中的人和事以及其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但随后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有所了解了。杨德昌的叙事正和这种生活经验类似,即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而不是先把人物建立起来然后在讲人物身上的故事,杨德昌以及很多老司机叙事时都是这样,上来就说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自会对细节对各种人物关系,他们的性格,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故事逐步了解。
哈尼的死是理想之死,影片中小四的父亲是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这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用来被消灭的,只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诛心。小四父亲的转变比哈尼更写实,更深刻,因为哈尼的处理太过浪漫,而父亲的屈服则让人洞悉了一个时代的险恶,就像《孩子王》中,老师第一天上课让学生发言,班里鸦雀无声,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学生蹦出的居然是:“你会整我吗”这一句天真的反问振聋发聩,让没有经历过那种险恶的人在今天听来都不禁心头一凉。
在片中小四有演员张震扮演,名字还叫张震,更有意思的是小四的父亲也由张震父亲张国柱扮演,名字也没换。父子演父子。小四和父亲的关系如战友如同志,像一个带有传统宗法权威又如同朋友一般的忘年交。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展示父子关系,儿子门门功课90多,唯独语文没考好,父亲到学校办公室询问缘由,回来的路上二人一路无话。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全都通过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了出来。两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不说话,到了饭店吃冰淇淋也是无话,这种关系很严肃很微妙只有看过才知道。而第二次父子一块儿从学校回家,杨德昌的处理不同了,这一转变出自剧情需要,是神来之镜。
第二次去学校办公室,是儿子犯了错,这是杨德昌对台湾渗透着政治的教育的批判,父亲看不惯道貌岸然打着官腔的老师,与老师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学校恼羞成怒给张震记了大过。二人回家路上推着自行车走。第一次是骑着自行车,第二次父子回家是推着自行车,因为他们这次有话说。这是符合生活的设计,骑着车子两个人没法很好的交流,而且,从视觉节奏上来说,骑车子运动过于强,不符合营造沉重气氛的原则,所以拍两个人低着头推着车子缓缓的走,这样一举多得,既有了情绪又符合生活常理,高,实在是高。这一段被编剧史航大加称赞,并多次在讲座中提到。
这次对话,父亲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继续展示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好父亲,能这样为儿子撑腰,老张教育儿子:记过就记过了,如果一个人还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接道: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段戏是一个伏笔,本来是父亲教育儿子,没想到成了儿子教育父亲。
在后来,父亲被政治审查搞得尊严尽失,在精神崩溃中连夜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为自己捏造自己从不曾犯下的罪过,从那以后父亲屈服了,父亲被诛心了。
这时被打倒的不止有父亲,一块被打倒的还有观众,在前半段被塑造的充满理想的父亲,后面便的胆小软弱,在第三次进入学校办公室后,以前敢和老师据理力争的父亲变得唯唯诺诺,在那一刻,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在被生活强奸。这种震撼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父亲在偷偷流泪。父亲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父亲这个神倒下之后,我们的 心灵冲击可想而知。
小明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看可能是万人唾骂的绿茶。影评人赛人说她是十足的蛇蝎美人,绿茶婊。这和很多人观点类似。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小明是我们懵懂少年初恋的化身,而且小明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一点要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本片的真实案例,我们不知道杨德昌塑造小明这个类似《美国往事》中黛博拉这种女神的初衷,就只有这样推测。据牯岭街真实案件的当事人,电影中“滑头”的原型文章回忆,受害者刘敏(小明原型)是女神,但却是十足的绿茶婊,这和当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和礼崩乐坏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走到背后也是人们议论的谈资,谈论的内容自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原型人物
到了电影中,也许是艺术是美好的,小明代表了作者心中初恋的美好形象,小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漂白了,这主要感谢她的人物设定,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自己过早的承担起生活重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这些设定为其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辞,也许当时杨德昌塑造时按照当时的观念并无不可,是女神还是绿茶还是由大家评说吧,我心中初恋的最神圣代表是黛博拉。
而小四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儿由爱生恨甚至最后不惜杀掉对方,所以这就告诉告诉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维特的行为,小四的行为不足学啊,生命有更多重要的东西需要珍惜不该被这样处理的轻于鸿毛,难怪萧伯纳讽刺道:初恋就是一点点浪漫加上许许多多的愚蠢。 影片的最后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电影有《罪与罚》一般的设定和同样的对弱者的关注,但却比后者更加绝望,当小四因为小明出轨自己的朋友小马而杀死女友后,我们再没见过小四,他被抓了。小四的朋友小马在公安局里抱头痛哭,因为小四是他最好的朋友。
随后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愚蠢的警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这些人被杨德昌用最生活化最真实的镜头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处理的真实,因此那种悲凉也显得更真实。影片结尾有两个让人心碎的细节,警察搜到了一封信,骂道什么玩意啊连名字都不写,画了个鬼脸,说完将信扔到了桌子上,我们看到了那张所谓的“鬼脸”其实就是小四的名字。
而另一个类似的更悲凉的细节在最后,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影体验我就不剧透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细节反复,人物众多,动人的地方太多,又不能说,因为电影的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一道好菜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尝来的直接。所以为了不坏大家和《牯岭街》的“初夜权”,我就不无底线的剧透了,杨德昌的好,只有静下心来与他对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一一》里面说:电影诞生了以后,人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历了比自己生命丰富三倍还多的人生,而从杨德昌的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经历的经验岂止三倍。如果有可能我不一定会选择死在这237分钟里,但我会选择多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几次。
一部电影太长总让人望而却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没看一部好电影之前我们总抱怨电影太长,看完之后我们又觉得它太短。237分钟如果静下心来看是不可怕的,而且电影可以和电视剧一样一段一段的看,如果你觉得闷,十分钟总静得下来吧,每次看十分钟,一个月还能看不完吗?等到你看完后,以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门槛儿低得多了。而那些第一次看觉得没劲的童鞋,可以尝试着静下心来在刷一遍,因为你已经看过一遍,对他的沉闷和枯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看时枯燥也许就变成味道了。我看《教父》就是这样,第一次看没感觉,觉得无聊透顶,第二次看就觉得牛逼了,第三次看就觉得酷炸了,很多人看《公民凯恩》更是这样,好电影都是后劲十足的。让人第一次看的爽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它还有可能是快餐,吃多了就腻了。
和《美国往事》,《教父》等电影一样,谁要是说这电影无聊,我诅咒你再看8遍。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们下一场电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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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