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明毅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距离农民军占领北京还有两年。

这一年，农民军横扫河南，包围了号称“八省通衢”的开封府。

彼时的开封，不仅是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的治所，是中原的腹心，更是海内能够比肩京师、南京的“一线城市”。一旦开封有失，朝廷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遭受多重的巨大打击，本已相当糟糕的形势也将进一步走向糜烂、乃至不可收拾。

放眼天下大势：东虏在关外已成气候，多次破边墙入塞饱掠，辽东、华北官军应对不暇；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此起彼伏，吸引了朝廷大批军力；其余内地官军大多武备废弛、不堪一击。只有三边军镇（延绥、宁夏、甘肃）的边军由于多年以来持续与蒙古作战而维持了一定的战斗力。局势如此，朝廷只得继续依靠以三边军镇为核心的秦军集团作为对抗农民军的主力，以解开封之围。

至于主帅人选，朝廷则想到了曾在镇压农民军过程中“大显身手”的前陕西巡抚、现监狱服刑人员孙传庭。

三年前孙传庭与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矛盾激化，遂称病告休。不料杨嗣昌落井下石，声称孙传庭谎报病情、推托王事。遂引得崇祯帝大怒（估计孙本人演技也不太行），下诏逮捕。

人的命运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刑满释放人员孙传庭，就这样被历史的行程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影片的叙事，也就此徐徐展开。

主帅人选已定，自然少不了陛见奏对。一如影片所述，孙传庭对皇帝表示，镇压农民军只需五千精兵足矣。影片借此展现孙传庭韬略满腹、胸有成竹，实有捧杀之嫌。实际情况是孙在大牢里待了三年，不了解外部情况的变化，以为农民军还是当年那些无组织的流民，对敌方实力估计严重不足所致。

更有甚者，孙传庭还在皇帝面前立下了“三月平贼”的军令状，沦为后世笑柄。

并且，孙传庭在到任后发现时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便立即上疏反悔，将“五千精兵”改口为“两万人马”，结果遭到皇帝严辞拒绝。

后两件事，影片中都没有涉及。

影片的叙事范围，便是自新任三边总督孙传庭到任至其第一次出潼关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孙传庭就任督师发生在其第一次出关之后，不在影片叙事范围以内，因此片中人物对孙传庭的“督师”称呼有误，这也是影片的疏漏之一。）

在这一阶段，孙传庭主要的工作是两件事情：一是抓紧练兵，二是拖延出兵。这两点在影片中都有展现。背后的原因，还是官军的实力不足导致。自崇祯十四年九月至次年二月，短短半年时间，两任三边总督傅宗龙、汪乔年相继率秦军与农民军决战，结果先后兵败身死，秦军有生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到了孙传庭接任时，所倚重的竟是高杰、白广恩这样的农民军降将，可见官军的实力已是捉襟见肘。

影片重点表现了孙传庭的刚愎自用与草菅人命，固然容易令人对其作出“杀伐果断”的评价，但结合历史上其后来在河南地区的表现来看，这其中更是暗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偏执乃至疯狂。

崇祯十五年九月，经过了数月的准备和休整，孙传庭终于无力承受朝廷方面的不断催促，正式率军出征解开封之围。影片叙事的主体部分也到此为止。

而随后一幕中跳转出现的孙传庭战死的尸身，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孙出关后一战而败亡。

实际上，孙传庭战死于本次出关的一年之后，战死的地点也不是在替开封解围、与农民军决战的战场上，而是在潼关这个他最初出发的地方。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真实的历史，比影片更加精彩，也更加残酷。

崇祯十五年九月，几乎在孙传庭出关的同时，开封的城防也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历了农民军的数月围困，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普通居民大批饿死，官军则公然食人。河南巡抚高名衡、巡按御史严云京眼见守土无望，竟自掘黄河大堤水淹农民军。农民军既散，而开封全城皆没于水，居民死者十之八九。事后，崇祯帝念及二人“守城劳苦”，竟然不予追究。时人有诗“赞”曰：绣衣使者（巡按御史严云京）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

十月，孙传庭率部于河南境内冢头遭遇农民军。孙事先设下计谋，命总兵牛成虎部诈败，其余各部设伏，农民军中伏遂败。不料官军竞相争抢农民军所遗财物，放弃追击乱作一团。农民军趁机反杀，大破官军，孙传庭率残部退回潼关。

崇祯十六年五月，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恢复之后，三边总督孙传庭正式就任督师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南直隶江南江北军务。八月，孙传庭率部再出潼关。农民军采用诱敌深入战略，故孙部初期得以高歌猛进，不数日即占领洛阳。此时孙传庭左右建议暂停进攻，立足洛阳稳扎稳打，孙终未采纳。一方面因为朝命难违，另一方面可能孙本人也意识到一旦农民军主力打回来洛阳根本守不住，不如继续前进寻找战机。

出洛阳后，由于进入了农民军控制的核心区域，孙传庭部开始屠杀百姓。自汝州、宝丰至唐县，数百里之地，数十万居民，皆为官军屠戮一空。

无从得知孙传庭的真实想法，可能是从入寇内地的东虏之处中得到的启发，通过最大程度降低对方控制区的人口，来达到削弱对方实力的目的。

不同之处在于，东虏于内地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官军无不一触即溃，无需担心追兵，故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掳掠人口财物而从容出塞。

而孙传庭由于害怕农民军追击，担心携带大量人口无法脱身，便就地屠戮民众。

这便是“克复失地”的“王师”，在本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

相比于可以治愈的瘟疫、可以肃清的变乱，这才是真正的劫难。

数百年来公认的荣华富贵之地河南，在经历了黄河决口和孙传庭屠杀的双重蹂躏之后，从此一蹶不振，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不管孙传庭内心所想到底如何，他的所作所为都已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九月，官军进入郏县，农民军认为决战时机已到，遂遣精骑切断官军粮道。孙传庭部署官军分路撤退，企图再度打通粮道。但由于军心不稳，官军争相退却，农民军乘势攻击，歼灭官军数万，孙传庭再次逃窜。

十月，农民军进逼潼关，官军已成惊弓之鸟。一日之内，潼关天险即告失守，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

次年正月初一，农民军首领李自成于西安登基，国号大顺。

影片的结尾，孙传庭战死沙场，而吴又可则归隐山林。似乎在试图阐明：兵者，杀人之法也，终归是末途；医者，乃活人之道，故得以长存。

但影片没有展现的是，仅仅两年之后，在吴又可归隐的那片世外桃源般的江南土地上，南下的东虏将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制造一起又一起规模不亚于孙传庭河南屠杀的惨案。

乱世中的人命，终归只是如草芥一般。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对人类而言仍然十分可怕。

那么在几百年前的古代发生了瘟疫，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故事发生在1642年，明朝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面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深受瘟疫的困扰。

眼看就要打不过李自成了，崇祯皇帝只好把囚犯孙传庭放出来，让他临危受命。

乍一看好像是崇祯给他一个戴罪立功机会，但其实他入狱的原因很冤，他是被奸人陷害，再加上崇祯是非不分，他本来就不该入狱。

孙传庭来到潼关后，发现这里问题很严重，援剿总兵贺人龙不听从调遣，粮草不够，地方豪强强占军田……最重要的是还爆发了瘟疫，将士接连被感染。

这个时代的人面对瘟疫基本上是无解，因为这是1642年，要再过40多年列文虎克才会发现细菌，再过200多年伊万诺夫斯基才会发现病毒。

这就好比三体人发射了两个智子到21世纪的地球，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那些被定为公理的物理规律都不成立了，却又找不出原因。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药局提领赵川身上。

他学了几十年的医术，救死扶伤无数人，这场瘟疫却让他束手无策。

患者喝了他熬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逃不出死亡的下场。

麻黄桂枝解表，黄芪白术补气，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经方，为什么一点都不管用，他百思不得其解。

医家传统，祖宗疗法，突然都毫无作用，这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

一个自认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其它人也对他十分认可，突然有一天被难倒了，而且穷尽毕生学识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可想而知会对他造成怎样的打击。

正如智子把物理学家逼得自杀了，这场瘟疫也让赵川开始怀疑人生。

他一边问“到底哪里不对了”，一边撞在了士兵的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早在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就曾遭遇瘟疫，公元21～1266年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从有记载以来，传染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古代人没有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的技术，但是可以思考病毒的传播方式，从而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

比方说，虽然古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精细胞和卵细胞，但仍然知道做爱可以生孩子，所以就能够想出避孕的方法。

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用纸莎草、蜂蜜、碱和鳄鱼粪做成栓剂，达到避孕的效果。

而人类首次发现精细胞，是在1677年。

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也没有能力杀死病毒，但是可以尽可能控制它的传播，从而控制疫情。

电影中，江湖游医吴又可就是在偶然中悟出这个道理。

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饰演医院外科专家安嘉和，在本片再次饰演一位医生。

他打开窗户，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处于逆光环境的他就看见了灰尘。

灰尘平时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于是他猜测，病邪就像灰尘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吸进去染上了瘟疫，再呼出来传给你，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所以他的结论是首先要告知全程百姓，大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其次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人传染。以及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事实证明，吴又可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他不能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想，但至少大体的思路是对的。

然而军队的指挥使根本不相信他：放屁，净在这里危言耸听。

吴又可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接受，就像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坚持日心说，结果就是被活活烧死。

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科学的年代，你相信科学，你就成了另类。轻则被排挤，重则被处死。

和“空气传播”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触怒了瘟神，要给他们降灾。

他们并没有采纳吴又可的建议，而是请高僧做法，驱瘟神，烧疫鬼。

那些驱邪捉鬼的江湖骗子能发家致富，像吴又可这样的真正能救人性命的医生却颠沛流离。

吴又可当初在太医院工作，但他看不惯庸医弄权，所以才辞官做了游医。凭借他的医术，他完全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不在乎名利，而是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他辞官做游医反而因祸得福，他接触的病人成百上千，看到的症状也是千奇百怪，从而让他的医术更加高明。

这同时也导致很多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不理解他治病的方式。

军营里刚刚出现瘟疫的时候，吴又可和赵川一起去给患者看病。患者的症状都是发热呕吐，但他俩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赵川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吴又可是错的，又是说“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又是说“《伤寒论》历经千年，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就对医圣不敬”，又是说“如此狂妄忤逆，是我医家之大忌”……

事实证明赵川并不能阻止瘟疫，僧人做法也不能。

所有的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决定让吴又可来试一试。

吴又可的做法是隔离感染者，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未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不得越界。

其次是让所有人用布蒙面，相当于戴口罩。

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至少每天新增的感染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这种方法在400年后的今天仍然奏效，每个人自我隔离两周，从而找出所有的感染者，进一步控制疫情。

不过吴又可这么做只能保证不出现新的感染者，对于已经感染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治好。有的人喝了药就好了，有的人喝了药也不会好。

孙传庭见状，做了一件至今都饱受争议的事：在出征的前一天，他趁感染者们睡着后下令放火把他们全部烧死，企图逃出来的也会被火枪击毙。

孙传庭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带上他们，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留在这里又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人把他们放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其中有一个军人才十多岁就被强迫充军，他不想打仗，他想回家看他的母亲，所以他即便治好了病还是希望吴又可不要解开他的白布条（系了白布条的就是感染者）。

他还远远没到打仗的年龄，他躲过了战争，却没躲过无情的烈火。

孙传庭在整部电影都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你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有缺陷、有污点、有心机、有城府的角色，远远比那些伟光正、十全十美的角色更能打动人。

孙传庭的初衷是保家卫国，但是他也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假如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但是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同样的，既然烧死感染者们可以拯救整个军队，甚至拯救全国人，他也会毅然去做。

虽然死者的家属会骂他，百姓会骂他，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会骂他，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坚信牺牲小部分人、拯救大部分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几百年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感染瘟疫就是九死一生，孙传庭烧死感染者有他的道理。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了，既然感染者是可以治好的，又何必杀了他呢？）

当初孙传庭刚刚到潼关后，就先假装向贺人龙示好，然后趁其不备将他拿下，把贺人龙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杀了，从而完全掌控潼关。

有人绑架他妻子威胁他，他就骗对方会带他去治病，其实是一刀捅死他。

凶残暴力同时又懂得智取，堪称智勇双全。

地方豪强强占军田，孙传庭向豪强追缴历年积欠的军粮，豪强就烧了账本，又烧死王令吏，死无对证。

豪强觉得孙传庭拿他们没办法，孙传庭就以暴制暴，先斩后奏。

他们觉得孙传庭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了，但孙传庭偏偏就是要把他们全都杀了。43个豪强全部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他们心狠手辣，没想到孙传庭比他们更狠。

最狠的是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烧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个世界必须有人做好人，也必须有人做坏人，既然大家都不愿做坏人，那就我来做吧。

他拥有一切成大事的特质，只可惜遇到了崇祯。

崇祯不肯给他充足的准备时间，也不肯给他军饷和增兵，只是一味地催促他出兵，最终孙传庭大败李自成。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孙传庭曾经问过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又可说：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和吴又可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是没能阻止明朝的覆灭。两年之后的1644年，李自成就攻陷了北京。

吴又可治疗瘟疫和崇祯治理朝政形成鲜明对比，人祸永远比天灾可怕，瘟疫不能让明朝覆灭，但是昏庸的皇帝可以。

如果皇帝昏庸，有再多的猛将神医都无济于事。

大明劫的“劫”，不仅是指瘟疫，更是指他们有崇祯这样的皇帝。

片尾字幕显示：

吴又可领先世界近200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及病毒的传播方式。

他在1643年完成了不朽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经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人们把明朝抗击瘟疫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也许未来也会有人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拍成电影。

说不定到时候片尾字幕是这样的：

2003年，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20年，终南山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却在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继续救死扶伤。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李兰娟对浙江省非典防治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

2020年，李兰娟公布两种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药物。

华语电影里关于瘟疫病毒最好的一部电影了。北电教授王竞，代表作《万箭穿心》拍摄地就在武汉。明朝瘟疫，孙传庭大将一把火把感染瘟疫的全烧死，历史争议人物，内忧外患，瘟疫治成，大明亡了。个中诸多细节，放到今日都能一一对应。

孙传庭一脚将陈相公踢开：“天下糜烂，流贼四起。百姓从贼，全因饥寒所致。百姓饥寒，全因无地可耕所致。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以为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绝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他李自成输得起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初识此片在CCTV6，甚喜影片的真实感，以强大的历史真实虚构整个故事。

书本上没有记载孙传庭与吴又可的这段相遇，而影片对每个人物、对那个时代历史背景的描写又几乎都有明明确确的史料可供背书。

1

片中崇祯说：“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啊。”一副忧国忧民状，这实在是崇祯的原貌。

崇祯十六岁登基，勤俭克己，剪除巨阉魏忠贤，掌声一片，其每以明君自况，然其又御下严苛、生性猜忌，晚年几与全臣为敌，煤山自尽无一臣相随，愤然留下政治遗言“朕非亡国之君，而诸臣皆亡国之臣。”也因为其生性猜忌，早前是在孙传庭把闯军打得灰飞几乎烟灭之际，将孙传庭无辜入牢，闯军死灰得以复燃，才有了影片中的危局。才有了影片开始时孙传庭以其入狱前情形度闯军，信心满满的说以五千兵卒足以灭之。

然孙传庭去到潼关，亲临一线，始知闯军壮大神速绝非五千兵卒可敌，再要增兵加粮，猜忌成性的崇祯又疑其欲拥兵自重，坚不增兵拨粮，只催其火速出兵。这一君臣相疑，君有心悬子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野心，却无用人不疑的宽广心胸。臣有忠君爱国，解救黎民的雄心，却也有君疑其不忠，国不以其爱的苦楚。在影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2

再比如影片中有孙传庭向乡绅筹款，乡绅中带头大哥以百两银子敷衍之，此情景亦可见于明史。崇祯也曾向臣下筹款，首辅便以百两银子敷衍之，次辅扬言毁家纾难，回家贴告示于宅“此屋出售”，世人于此等事断不糊涂，会于此时向次辅大人购宅，于是帝王想要的捐款便望穿秋水又天荒地老了。

3

片中吴又可感叹“逃是死，不逃进军营医不好也是死。”此情景便是日后孙传庭的宿命，影片后大约一年多孙传庭兵败潼关，想逃回朝廷必是死，于是冲入敌营，以身殉国。可叹，其以身殉国，国不以其忠，崇祯以其败未做任何封赏犒慰其家人，反疑有诈。

4

影片中基本没有文官的画面，实际上在大明危急存亡之际，文臣也实在无甚作为。明在孙传庭之外，还有些许殊死一搏的机会，如以吴三桂关宁铁骑回防京师或崇祯南走去宁，效法大宋，绵延大明国祚。内阁或恐清军起兵犹豫或以“君王守社稷”祖制拒行。此些法于大明困兽犹斗，放手一搏，不是全无胜算。崇祯死前二天愤懑的写道“文臣个个可杀”。

（关于崇祯为何没有南走，一直中国历史留给后人最可想象的谜之一，未必全是内阁相阻，吴三桂不回师也曾有各种解释。然内阁在此时全无作为则是确实。）

5

取代文臣站在君王身侧的是太监，大明最后的时刻，陪崇祯赴死的是太监王承恩，甚至到后来的南明，东林党与阉党各种党争，真清军来袭，东林党大佬有降者，而阉党每多战死或追随君王辗转艰难逃亡直至缅甸，于明廷之忠言，阉人倒是身先。如以上所见，影片中的各个细节都可以在真实的史书找到注解。

可以这么说影片用真实的史料堆砌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背景，构写了整个故事，故事固然是虚构的，然而因其是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堆砌而成的，所以观众对那个时代的状态，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感受尤为逼真。

反观我们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人物服饰精准到针眼线脚都是原物高仿，发型眉梢凭肉眼难辨真假，还佐以口音乱真入耳。然而对人物的精神面貌，所处时代的精神面貌却是不求甚解，或名人光环傍身或胡乱想象脸谱化表演，哪怕拍个真实事件也是离题万里，观之劳神伤目。

法人笛卡尔言“我思故我在”同样一个人存在、一个时代存在、一件事存在都是因其思想过或者是其有可供思想的精神存在过，外在的呈现只是帮助观众更好的沉浸到作品表现的时代中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而现在好多作品本末倒置的对外在东西一丝不苟，对内在精神胡乱潦草，这样的所谓真实离作品该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是格格不入的。

《大明劫》为这些作品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以精神世界的真实入手，以还原人物、时代的精神世界为最主要目标，拍出可细品、可深思、可借鉴、可反思的历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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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闯军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在最后时刻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临死前留下最后的四个字是“诸臣误我”.作为一个粗通明史的人，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说的五分对，至于另外那五分错的，我只能说，三分在崇祯自己，两分怪天。 毕竟，一个偌大王朝的毁灭及至消失，仅仅一个庞大的外力是不足以成功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道理通俗得很。反过来说，就像影片中吴又可回答孙传庭时说的—— 孙传庭：“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么？” 吴又可：“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无奈，难道孙传庭不知道大明气数已尽，再也难以挽救么，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所以才有杀缙绅的那场戏里说的—— 孙传庭：“自古平天下，人心为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败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却一回都不能败！！！” 人心已去，还有什么能说的，缙绅不肯接济官军粮饷，漫山遍野的闯军攻城，而官军却在为五千兵马的粮饷发愁，堂堂大明朝，已经到了连五千人马的伙食都难以供应的地步了，何其悲也！！！再往前拉回一点，看一下紫禁城中那位天下之主的表现—— 崇祯：“开封已被围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王承恩：“皇上，照孙传庭所说，此五千兵马新练而成，又缺粮饷，冒然出关迎战，恐有闪失，这可是咱大明朝最后的精锐了啊。” 是的，这确实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后的精锐了，想当年把李自成的闯军打成商洛十八骑时，孙传庭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当年那群随他一起征战的伙伴呢？ 卢象升——总督天下兵马却只能靠自家天雄军抵抗满清，缺兵少粮的情况下苦战殉国，一代“卢阎王”终于在抵抗外侮的战斗中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曹变蛟——一军总督，被闯军称为大小曹中的小曹，最后在松山大战中以身殉国，而他的上司却恬不知耻的投靠了满清。 洪承畴——与孙传庭一起打得李自成丢盔弃甲，却在松山畏缩不前，被清军偷袭粮道得手，最终不战自溃，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的“股肱之臣”。 十年前的明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至少名将云集，三军用命，虽然闯贼作乱，但还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当孙传庭接到崇祯圣旨从天牢走出时，局势已变，当年的战友早已十不存一，朝廷连五千人官兵的粮饷都无法供给，一年的时间都无法给孙传庭，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迅速出潼关解开封之围。以五千官兵独抗数十万流贼，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庭绝对称得上是英雄，而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英雄。可悲的是，历史从来都不曾给孤胆英雄机会，孙传庭能做的只是多让明朝苟延残喘几年罢了。更可悲的是，他的主子，从来都不曾信任他，让他带兵的原因也只不过是因为无人可用了，电影里有一幕，吴又可夜间外出查看士兵伤情，偶遇孙传庭，孙传庭对吴又可控制疫情的表现表示赞扬—— 吴又可：“多谢督师信任。” 孙传庭：“我信任你，可是又有谁信任我呢？” 其实这么说起来，吴又可对疫病的控制又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样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吴又可一个江湖郎中被拉来治疗大明最后精锐部队的瘟疫，孙传庭以一介戴罪之身从天牢被崇祯拿来保卫江山，结果却如此不同，吴又可最终控制了瘟疫，而孙传庭却无法挽救明朝覆亡的命运，正如吴又可自己说的，王朝的覆亡非一剂猛药可以挽回，这正是瘟疫与动乱的不同之处。在我看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与电影不相关的：我对电影本身研究不多，所以对一些电影的表现手法确实不甚了解，但对于这段历史，我了解一些，我想说的是，每次看到有关明末历史的文艺作品，都有想捶墙痛哭的冲动。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末年有明朝末年这么悲哀，小冰河期，北方数年干旱，赤地千里，瘟疫纵横，生者十不存一，而此时朝内党争激烈，外有满清叩关威胁，明朝实际上实在是在几股外力所摧垮的，而实际上在以前的历史中，只要有其中一种，王朝的统治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每次我都禁不住想问，为什么这贼老天就一直要不停的摧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呢？（这里说一句，满清入关时，我认为完全可以说是异族异国侵略，当时的女真族并不能归类为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祖先用勤劳智慧辛苦创造出来的伟大文明就一次次败给那些茹毛饮血的落后文明呢？ 不过所幸，中华民族衰败千年的气运已经到达谷底，我很庆幸自己生活的时代能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蒸蒸日上，而不是像几百年前的人们那样，挣扎在乱世中苟活，即使贵为将军，阁老，皇帝，也对这无法挽回的气数哀叹不已。 最后再补上一些详细资料： 1642年，孙传庭赴潼关编练部队，以解开封之围，但禁不住崇祯催促，仓促出兵，于郏县被李自成大败，退回潼关，这时崇祯又再加孙传庭兵部尚书衔，要求其再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适时孙传庭刚逢大败，手中有大量新兵，实不宜出战，孙传庭却道：“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再次兵出潼关，柿园之役战死沙场。让人不禁想起几年前的松山之战，洪承畴步步为营，本已有扭转局面之势，然崇祯催促速战速决，使这场明清战略大决战以明军惨败告终，更远一点，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以新胜之叛军攻潼关，哥舒翰稳守潼关本能保京师完全，唐玄宗却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安禄山决战，最终招致大败。历史这东西，真是惊人的相似与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