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

电影讲述妈妈5年前带俩姐妹离开台湾去美国，后来因为生病，美国看病太贵了，就带着她们回新店。片子拍的很好，没有说教，从细节出发：要剪头发才能去上学的校规，需要拨号才能的网，唱片店里播着jolin的歌，香烟弥漫的网吧，非典的新闻，把你拉回2003年。

记录几个感想比较多的场景。

1 当她们从美国回来的第一晚，妈妈洗完澡，问爸爸：

“你还好吗？”

“不好又怎样？”

“你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住的？”

“就这样住啊，怎么住”

异地分居是感情杀手🥷，但很多时候家庭为了赚钱，为了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异地。上一辈很多都是这种选择。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要不要带小朋友出国。但是这意味着我和老公会分开，我可能会受不了孤独。即使我受得了，对方呢？

距离产生生疏

2 爸爸带着姐姐买书桌，结果买了个化妆台，当化妆台运回来的那一刻，妈妈甩脸，叉手表示不爽，跟姐姐吵完后，对着爸爸说：“你们以为我的梦想就是整天伺候你们啊，没有你们的话，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在讲什么嘛”

“你想去大陆你就去啊”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去哪你们都不用管”摔门进房间，跟她刚刚女儿摔门进房间如出一辙。

接着下一幕爸爸出差，妈妈和姐姐在阳台不舍。回到屋内，妹妹对姐姐说：“你就是希望他们离婚，然后你就可以回美国了。”

电影好玩的地方是姐妹两年龄差距有点大，妹妹似乎更懂事，也可能是因为姐姐正好在青春期，两人对家里的变故反应不一样。

人间清醒妹妹

3 芳仪和思婷在唱片店里

思婷说生病也是芳仪的妈妈能控制的，芳仪说，是不能，但她能控制要不要随便乱生气。

当妈的才知道，控制生气真的好难，但是我已经努力在学冥想🧘‍♀️深呼吸了，貌似有一点点用。

这真的挺难的

4 家长会上，当思婷妈妈表示不想芳仪和自己女儿玩，芳妈妈霸气发言：“有谁乐意考最后一名？成绩不好就是坏小孩吗？如果我的女儿因为成绩好，才配拥有朋友的话，我宁愿她没有这种朋友。”

妈妈在外还是很维护自己女儿的，但是这种时候小朋友一般都不会知道。其实我们应该在孩子做的好的时候多夸夸他们。当他们主动在说学校取得什么成就时，无论多小，也好好夸夸。让爱被看到。

霸气妈妈

5 老师让姐姐参加演讲比赛：“有时候恨和爱是一体两面”

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所以是不是多爱自己比较好？想想又不对，其实当我们爱时，人会产生一种幸福感，那种感觉会使自己快乐，那就够了，少去期待什么回报，那个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想起之前看的一本书《一念之转》，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你的事，天的事。我能控制的只有我的事。

6 妈妈和妹妹一起烧纸：

“你要像这样对折哦，这样外公外婆才能拿到钱”

“这些够买新房子吗？”

“应该够吧”

“妈妈受洗后，就不能给外公外婆烧纸钱了”

“那这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妈妈看了看妹妹说：“妹妹，过来，妈妈想要抱你一下”

7 妈妈看到姐姐的书的每一页的页脚都画了马，明白姐姐想念美国，就带姐妹俩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跟她们说想吃什么就吃吧。

这一餐她们真的只吃冰淇淋。当妈妈想拍下这个幸福的瞬间时，姐姐说我现在很丑，不要拍。妹妹说，拍我拍我。

甜甜的幸福

8 爸爸无意中翻到妈妈的临终关怀手册，妈妈又和爸爸提起如果她死了，要让姐姐回美国，爸爸选择了逃避，说，可不可以不要讨论这件事情。妈妈说你以为我不害怕吗？爸爸就想出去抽烟，说今天不是好好的，你硬要讲这件事情，就不能开开心心地过一天吗？

还没睡的姐姐站在他们的房门口听到了谴责妈妈：你一天到晚只说你要死。爸爸摔门，留下妈妈一个人在房内。

妈妈害怕，她放不下，想把死后的一切能处理好，而爸爸不想面对，可能爸爸也怕吧。

这一段让我想起前两天听的樊登读书介绍的《善终守护师》，作者认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三样幸福，这三样幸福是活着的时候体会不到的，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才会兑现。第一个幸福是，当你能够接受死的时候，会有一股幸福涌出来。当一个人放下了对生的执着，接受了事实之后，才能坦然地与家人告别，卸下肉体安然离去。第二件事叫做“迎接使者一定会到来”，可能也是说做好了某种准备。第三件事是自己计划临终。

片中妈妈的手术很成功，但是她心理上还是很害怕，一直做着死的准备，但是家里人并没有准备好她的离开，希望她能更乐观点。

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没有人愿意开启，讨论。逃避也是一种选择。

9 姐姐参加的演讲主题是《影响我最深的人》，她写的是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成为的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她的朋友说：“你这样写，真的好吗？你到底在气你妈什么？”

“我只是觉得她可以做的更好。”

“但，这如果已经是她的最好了呢？”

我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求别人，我们拒绝接受，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孩子永远没有心目中的或别人家的那么美好，老公永远没有心目中的或者别人家的那么优秀，老婆永远没有别人家的那么漂亮那么厉害。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在努力，努力比昨天更好点。

10 妹妹住院后，妈妈和姐姐说不能去上学，要跟老师请假，姐姐不爽，因为第二天有演讲比赛，她们的吵架把影片拉到高潮，姐姐责备妈妈说因为她而得癌症，把问题推给别人。妈妈说“你觉得我有选择吗？”姐姐说：“你总是能选择的”妈妈气的去她房间把马的照片扔了，姐姐怒了，两个人打起来。爸爸回来看到指责妈妈，为什么不能和小孩子好好讲话，当姐姐说“你想死就去啊，反正你也没有好好活着，”，爸爸气得开始打姐姐。当妈妈看到爸爸打姐姐，妈妈慌了，抱住了爸爸，打完爸爸走了，妈妈对姐姐说：“妈妈看一下，妈妈对不起”。姐姐摔门出走。

在我自己小时候，妈妈会把选择权交给我，然后说，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开始，我害怕做出选择，因为我害怕我负责不了。每一次选择都要在心中思索很久，或许如果妈妈再说一句，如果你负责不了，还有妈妈，我会更勇敢一点。现在我每次做选择前，会用LG的方法，最差的结果你能接受的了吗？

片中姐姐有一点是对的，她对妈妈说“你总是能选择的。”妈妈为了孩子选择了夫妻分离去美国，为了自己的病，选择了回国。而生病只是意外，但是也让他们一家团聚了，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马的眼睛能读懂人的心

11 姐姐的演讲稿最后被爸爸发现 了，爸爸说“如果你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的话，就算穷到脱裤子我还是会想办法把你送回去，但是如果你是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

姐姐回到房间，用手按住了墙上的手印，这一次，她真的回家了。

有一说一，这个爸爸很不错了

12 电话通知妹妹只是感冒的肺炎，可以接回去了，妈妈喜极而泣，慌乱的想应该煮什么，爸爸镇定的说去接她，走在楼梯上突然停下来，卸下了所有的压力，坐下抽泣着。

男人压力也大啊

13 妈妈帮姐姐挖耳朵，姐姐问

“妈妈，你还记得你下辈子想当什么吗？”

“不记得了”

“你说你想当男生”

“妈妈，你不要死好不好”

“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吗？好爱好爱”

妹妹回来，姐姐下楼接妹妹，The end！

很难不把《美国女孩》与《瀑布》比较。相似点不只在于两部电影都将重心放在母女矛盾的刻画上，也勾连起本世纪两次最严重的疫情：前者是2003年的非典肺炎，后者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但与单调得近乎概念化的《瀑布》相比，《美国女孩》要丰富得多。它不仅呈现了台湾家庭典型的母女矛盾，同时将中美两国殊异的文化观念置入其中，极好地探讨了中式教育的问题及台湾社会停滞的状况。

芳仪、芳安是两位随病危母亲回台念书的姐妹，两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思维方式都是美式的。回到台湾，不同观念间的冲突屡屡触发，使得她们冠得了“美国女孩”的称号。一心向往自由的两人由于在台湾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下受到太多规训（训责、控制、体罚……），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回到美国。但她们又很清楚，母亲因为乳腺癌即将离世，意味着姐妹俩只能留在台湾和父亲一起生活。

《瀑布》里的母女肖像借助母亲的精神疾病得到了犀利的刻画，但这也是它的败笔。任何借力于怪力乱神，都扰乱了电影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的问询。贾静雯虽然释放了潜在的演技，但她所饰演的母亲与林嘉欣饰演的母亲相比，仍然逊色一筹。原因正在于精神疾病的设定，让《瀑布》变得奇情而刻意。《美国女孩》虽然也类似在母体中引入癌症，但物理性疾病更像现实一种，有更大的发病概率。由此，显出两者的高下。

当家宅中的女性不再接受或承受不了规训，她们便开始患病了。这是《安然无恙》里的卡罗尔发生身上出现的诡异症状：流鼻血、眩晕、无法呼吸……也是《吞咽》里的亨特经常抑制不住自己吞食异物，并从中得到快感。家宅变成一处精神病院。这可不是揭示什么深层现状，而是现实本身。但问题在于，直接把家庭主妇的病认定为精神疾病，是否过于显意而自我受限了呢？

至于金马为何将最佳影片颁给《瀑布》，而不是《美国女孩》，原因可想而知，毕竟《美国女孩》是一部华裔拍摄的电影，况且导演还这么年轻，对台湾社会又多有批评。不过，任何看过阮凤仪此前短片《姊妹》的观众，都清楚导演调度素人演员的才华。阮凤仪尤其擅长呈现女孩间细腻的感情，足以与《九三年夏天》《蜂鸟》想比拟。这是真正的导演才华才能让不懂表演的孩子达到的状态。《美国女孩》对此作了引申，饰演芳仪、芳安的小演员极好地完成导演交予的任务，让人动容。

电影里有一处设计是芳仪将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为题参加演讲比赛。成绩排名倒数的芳仪想借此机会博得母亲关注。当然，芳仪的主题发言只会是对母亲失职的审视与责难。但到电影最后，由于妹妹感染肺炎留院观察，这次本可以作为收尾的演讲比赛失去了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常设计，但也正是这个反常，提升了电影的趣味。因为一场激烈暴发的冲突，母女间敌对的关系转向缓和。芳安也被证明仅仅感染普通肺炎，一家人如释重负。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呢？我想芳仪由此开始懂得了一些人生道理，她切实经历了。

很意外的一次观影，被拉进群里的B站直播间看的《美国女孩》，原本以为是一次惬意的休闲，但是剧情却让我陷入了我从高中开始的不堪的回忆...

那是高中前夕，我妈妈生病了，于是家庭所有的重担都转移到了爸爸头上，原来井然有序的家庭进入了梦魇；爸爸是个很自私的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喜欢逃避，这也是妈妈过于操劳生病的原因；因为爸爸的压力突然增大，我变成了他的出气筒，没有缘由一批咒骂，没有因果一顿毒打；十几岁的我生活几乎没有尊严，那时叛逆成了我那个年纪全部的情绪，对的，我要复仇，我不会让你好过的！高一开旭一开始，我便进入了堕落，翻墙逃课，打架，网吧，足球，在外边漫无边际的晃荡，只要不回家，怎么都可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好好学习的，三年后你就会知道结果了。

高中那会有从初中和我一块升到高中班的同学，见过我都在说一句话“王X，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看着他们满是失望的眼神，我对我自己满是迷茫和痛苦，那时，我心里难受极了；直到高三结束，一个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留言“强者生存”，我那时知道他的好意，自己内心也满是无奈，我亲手毁了我得青春，仅仅为了愤怒；从按时起，我似乎习惯了别人的轻蔑，习惯了埋藏自己的存在；高考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但是好于预期，也能马马虎虎上个三本，我没有去；我记得那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去找补习班，看着她的背影，我满是悔恨和麻木，你知道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悔恨，是麻木，我恨我当时的自己，恨自己的无知；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一个无线循环的梦，我回到了高中，重新学习，重新高考，在梦里我似乎记得我高考了无数次，我也没办法名正言顺的再回到班里坐下，我傻傻的站在空旷校园，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补习的时候，我住校，远离了家庭，心情好多，成绩也在向上，然后一个人去考试，填写志愿，上学...

上了大学，大二的时候，刚考完四级，那年我记得有流星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也看到了它，像一道道划过天空的飞剑，但是流星对于我并不是好兆头，爸爸脑溢血住院了，家里经济直接崩溃，那会又赶上家里拆迁，刚买了两套房子，我说卖一套吧，妈妈默不作声，其实她不同意；我知道爸爸得脑溢血之前和他们单位一个女的暧昧，傻子才看不出来，也知道爸爸当时打算要和妈妈离婚，有那么几年，我经常会从梦中惊醒，以为爸爸要杀死我，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我对爸爸是极度的不信任，还有自己极度的不安全感；那会我还在想：现在好了，他得病了，遭到了报应，也没法离开妈妈了...直到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如我所愿，但是代价太大了，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亡羊补牢；

大一在文艺部呆了一年，大二是学生会主席和之前的部长问我要不要竞选文艺部部长，我那时懒洋洋的对他们说“没兴趣，马马虎虎干个副部吧”，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钱，请不起底下的干事吃饭；后来有在大三开始当班里团支书，其实里面曲曲折折这里不说了，其实都是因为钱；

大四毕业前，家里要我考研，我其实没有心思去学习了，当时内心的消极能量太多，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自然又是一败涂地，我已经习惯了失败了；大学四年，周围的朋友和同学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笑啊”，我对他们尴尬的一笑，算是一个回应，内心在对他们说“其实,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是啊，我的人生多么可悲，居然已经笑不出来了，脸部的那块肌肉早已找不见当初的记忆，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伴随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我的人生早已发生了转变；姥姥那时候一直念叨，虎虎你长大了就赶快出去吧，不要在家里，出去了，你就好了...

毕业后第一个春天，自己去西安找工作，在那边的城中村的廉价出租房里，冻成了狗，家里一直有股臭味，我以为有死老鼠，直到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脸盆的尿；我无奈的笑了笑，把脸盆扔了出去，又看到了在城中村飞檐走壁的小偷，那个地方，阴冷潮湿，龙蛇混杂，夸张招牌是大红大绿的霓虹灯，照着我半边的脸和半边伤透的心，那里是我心中的“九龙城寨”；

培训完成后，我就去了湖北，盛夏湖北，火炉的湖北，没有空调的湖北，那里有下不完的暴雨，还有睡不着的酷暑，还有工作的漫漫长夜，近乎半年的昼夜颠倒的生活后，得以让我逃离了那里，逃到了寒冷的东北，那里有松花江，那里有零下三十度的雾凇，那里有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那里还有我慢慢融化的伤疤；（那会的日子其实有有意思，深夜迷失在梁王墓的山里，汽车被拒马石挡住去路，我摸摸索索的用手机照着看上面的字，赫然写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当时还以为进了阴曹地府；在江陵的长江边睡了一夜，后来一艘江上游轮在这里遇到了大风沉没，淹死了好多旅游的老头老太太；在靠近湖南的边界的山里，看到动画一样的桥，下面是奔涌的河流；我们驾着车在东北的老林子里飞驰，我当还合计着这是大兴安岭还是小兴安岭，冬天里，我套着两件羽绒服，区分着那里是雾凇那里是雪花）

写到这里，电影忽然结束，看上去他们家庭忽然和谐了，我笑了笑，怎么会那么简单，我知道他们一家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女儿以后可能会高考失利，上了大学因为妈妈去世会自卑，进入社会会有各种问题，生活没有一步到位，问题还得慢慢解决，逃不掉也躲不开；

将近20年，我内心的恨在慢慢消融，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忍耐和宽恕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我以为忍耐就是谅解，但是我内心的恨并未消失，宽恕对我内心的广度挑战太大，我也只是初入门径，慢慢尝试，像煎鱼一样，反反复复，焦灼着我的人生；看着爸爸日渐萎缩的身体，他总是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刷抖音，不在愿意出门遛弯，妈妈看着我总是一脸歉意，让我心中总是不好受，家里总是刻意去跳过那个历史，谁也不愿多说一句...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人死的时候大脑会在几秒内快速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忽然震撼，我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生活，为了那最后精彩的几秒钟...

(五张面净纸，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一个大老爷们)

1990年出生的阮凤仪，以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拿了很多奖，被诸多影评人视为年度最佳。

影片备受瞩目，除了这位海归学院派女导演所带来的细腻影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切合的社会议题。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与今日的疫情环境实现了某种时间和记忆的交织；另一方面，片中主角从美国返回台湾的过程呈现了人们熟悉的文化冲突。除此之外，围绕“乳腺癌”这一疾病隐喻（甚至不仅是隐喻）所展开的潜在话题或许更具普遍性。

按理说，以海归学院派的背景、女导演自身的细腻程度、林嘉欣的加盟、林书宇的监制，再加上三重议题的叠合，《美国女孩》本应是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立足不败之地的项目。但影片给观众的实际感受，却是聚焦凌乱、完全摸不到主旨，除了跟着导演的情感线路前行，别无他法。

将一手好牌打坏的原因，或许是阮凤仪忽略了一个核心的机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影片的几重议题皆是“背景”，而中间的人物则是“图形”，电影的核心应该是以图形（人物）为媒介不断深入并显现更深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甚至需要将人物“隐没”。

图形/背景原则适合过往的任何移民题材（无论《喜宴》《面子》或《别告诉她》），并且都是这类题材的成败关键；同样，这也适用于任何疾病、社会事件的议题。除此之外，图形/背景还是世纪之交台湾电影最宝贵的遗产，这在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中呈现的格外明显，这几位导演关注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身后的更深度的背景。

《美国女孩》中的争执中可以隐约觉察到一丝背景的印记，但通常是台词说出来的，比如说庄凯勋扮演的爸爸说“这个景气留在这边是等死”，指向的无疑就是朱天文所说的“世纪末华丽”之后全台湾的普遍精神绝望，对此《一一》《千禧曼波》《不散》都能轻松以影像还原。但《美国女孩》志不在此，2003年的台湾对阮凤仪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时空标记，书店与网咖背景中的蔡依林和周杰伦的背景歌曲对挖掘背景本身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阮凤仪的策略是只重“图形”而不在意“背景”，这直接导致失去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的有效支撑。和之前的短片《姐妹》不同，《姐妹》中的妈妈带一对姐妹移居洛杉矶，陌生的城市和华人教会自然构成了一个“背景”，因此能够产生最现实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但《美国女孩》表述的是“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这两种冲击虽然都是主观的，但区别在于前者自带显性的背景，后者则需要人为建构背景。

梁芳仪这位姐姐的角色自然是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她身上的逆向文化冲击若要体现出来，需要一整套背景建构，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亲戚关系、邻里社群等诸众，以及无言的地域景观。比如说，爸爸的那位隐匿的“大姐”就很有可能成为盘活背景的存在，楼顶的那位喂鸟的邻居也没有得到挖掘，如此，影片得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图形”——文化冲突不见了，或者不显灵了，它纯粹沦为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意识建构，并且进一步展现为纯粹的家庭矛盾。

整个家庭景观由此显得过于自我封闭，呈现为父亲去大陆做生意、母亲患癌受洗、女儿盼望回归美国的纯生活/心理争斗，将一切问题还原为琐碎的争吵：妻子埋怨丈夫只知道飞来飞去，买不起房子；女儿埋怨母亲，这个生病导致全家鸡飞狗跳，并且断送了自己的美国梦；丈夫埋怨生活，自己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但也成不了理想的提款机。

似乎唯有学校，构成了仅有的背景因素，但这种背景过于直白，近乎于对那时台湾古板的教育和校规的痛斥，胖教师的体罚和那篇控诉母亲的演讲稿，构成了全片精神之浓缩，似乎就落了下乘。这自然而然会通向影片最后有点不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女儿趴在妈妈腿上，妈妈摸着女儿的头说：“妈妈也很爱你”——这是爱能解决一切的庸俗解围之神的回归。

正因如此，影片中的非典背景和故事没有擦生出如何实际关系，而那位妈妈的乳腺癌问题也仅仅是驱动因子，影片既没有揭示出疫情对人造成了何种影响，也未能面对疾病之于人的绝对影响。关于后一点，造就了《瀑布》中贾静雯融入度极高的表演，但却让演技明显更高一筹的林嘉欣手足无措，这一差别来自于导演对剧作母题的理解，和演员无关。

林嘉欣的劲，显然不知道该往哪使，这一状况让她在影片后半段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她与女儿的争吵、打骂似乎是为了制造矛盾升温而制造的矛盾，就如结尾是为了和解而制造的和解。当然，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铺垫，但因为导演固着地将图形视为第一要义，背景就无从倚靠也无法发挥作用。

看重图形，一方面体现在技法层面，阮凤仪给人物过多的近景和特写，造成了角色的精神封闭，自然也就隔绝了画面意义上的背景；另一方面，导演将力道过度聚焦在人物尤其是梁方仪身上，以至于背景就在意识中隐没了，在单纯的“图形游戏”中，一切只能展现为“争执”——她与母亲的争执、与父亲的争执、与妹妹的争执，这些都无疑是吵架的重复形式。

就我个人来看，影片当中似乎只有两个段落镜头值得称道：一处是梁方仪出门倒垃圾，小区楼下一群人横向排列，各自双手提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到来；另一处是母亲和妹妹在阳台上给外公外婆烧纸钱，当妈妈说受洗之后不能烧的时候，小女儿说了一句“那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这两处，都属于“无意义的镜头”，但从深度上构成了图形/背景的可能或潜在冲突，如果影片能够在剧作主题上深度加工，将类似的情境与相关议题，那么《美国女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种以“剧情或人物动作的无意义”呈现的段落，恰恰在于让人物隐没并让潜在的背景呈现出来，林嘉欣在晒床单时候突然哭了，也可以视为这一类——这场戏似乎对应着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洗着盘子哭泣的一幕。从细微技法上而言，阮凤仪或许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动情细节”，但她没搞懂新现实主义的精髓也是图形/背景的隐现游戏，如果德西卡不够明显，那么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则再明确不过了。

阮凤仪在访谈中谈到她的美学来源是达内兄弟、法哈蒂、小津、是枝裕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安德里亚·阿诺德等等，但问题在于她学到的可能是上述人的形式精简风格，但没有领会本质上的图形/背景之整体建构。当然，这一切或许也和影片本身的素材有关——《美国女孩》讲述的是阮凤仪自己13-14岁时候的故事，她呈现了对自己的大胆解剖乃至是忏悔（且看起来并无保留），这赋予了影片明确的“真诚感”，这种真诚除了能在部分时刻抓住观众外，也成全了女主角方郁婷的精彩表演，她的光彩实际上盖过了林嘉欣，出演影片时未满16岁的她甚至可以算是近五年来台湾影坛的最大发现。

但换个角度来说，方郁婷光彩的代价是其他人的黯淡，连林嘉欣都无从幸免，因为图形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便有亏。这种单一倾注也指向了导演的“自我”，因为方郁婷扮演的正是她本人，《美国女孩》便是一种主观记忆中的生活事件，缺乏客观视角，自然也缺乏背景。无论是因为源于记忆重现还是着力于忏悔，这部影片都成为一种封闭自我的产物，丧失了背景生产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过多的自我感觉——部分是自恋、部分是自怨自艾、部分是自我忏悔——的综合造物。除了阮凤仪之外，本片监制林书宇也有这个毛病，从《九降风》以来，他的影片陷入一种过度自我感的牢笼，以至于走不出图形游戏的世界，质量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初的真诚感都沦丧了。

我不希望阮凤仪成为第二个林书宇（当然《美国女孩》似乎也没有达到《九降风》的水准），唯一的忠告是，若不能理解从新现实主义到台湾新电影的“图形/背景”这一剧作整体原则，那么《美国女孩》之后的道路着实堪忧，因为自我的真诚感无法维系一切，更打不过时间。

【虹膜】

【本文原载于第十放映室】

华人导演阮凤仪的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于本月初上线网飞，本片一度被视为钟孟宏《瀑布》的最大对手。

但在最终的大奖评选中，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均惜败于后者。个中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两部影片实在太像：它们都聚焦于疫情之下的母女关系，映照出台湾眼下普遍的社会心态，基本属于同一题材、不同表述；

二是就故事的戏剧性和文本的精巧度而言，《瀑布》也优于《美国女孩》。

这从豆瓣评分上也能看出端倪：《瀑布》是水涨船高，从匪夷所思的不及格一路升到7.6；《美国女孩》却是高开低走，从开片的8.2直降到7.6。

原因何在呢？

《瀑布》的冷遇首先源自《阳光普照》珠玉在前的印象落差，其次在乍看之下，影片“巨型蓝口罩”的高概念和疫情下的众生与主角命运的联动容易被人忽视——很多人只把它当作描绘亲子关系的家庭片看待。

反观《美国女孩》，就真的只是一部家庭片。SARS只是背景而绝非主题。

《美国女孩》改编自阮凤仪随家人从美国移居台湾的亲身经历，这属于她自己的

「童年往事」，是一封缅怀过去和亲人的私人日志。对于成长于90年代或有相似移民经历的人来说极易共情。

所以影片的总体评价取决于人是否会被它传递的私密情感打动。它的主题是模糊且吊诡的生活日常，而非借疫情展开的宏大叙事——

那些隐匿在混杂与暧昧下的秘密、时光凝固的遗憾、无处安放的焦灼和内心何去何从的撕扯才是阮凤仪想着力呈现的。

也就是说，《美国女孩》众多的社会表达：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潜滋暗长的校园歧视、千禧年后经济下行的生存压力......这些决定生活的外部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造成的主观结果：一家四口层层郁积又互不通融的各自情绪。

能细腻真实地展现四个迥然不同之人的内心世界绝非易事，这不比故意营造冲突、刻意斧凿情节的常规做法更加简单。恰是阮凤仪对隐蔽的生活流呈现得太好，由此可能会招致的不满是：

所谓「生活日常」，就是这般剪不断、理还乱，喋喋不休又无的放矢的样子。既如此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继续过好自己的日子，而要花100分钟的时间与陌生人一家共情呢？

倘有人嫌这样的表达索然无味，不满于这种介于疏离与捆绑间的小家庭格局也没关系。

但我想提醒大伙注意一点：通过「马」这一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阮凤仪还是在不断变幻的生活表象下提炼出了些许哲理，她试图阐述家庭之所以存在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自由与责任的相互依存及转换。

正像片中女老师的那句台词：“爱与恨是一体两面”。这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到亲密关系中，究竟为什么会「一体两面」？值得进一步讨论。

01 自由与责任的悖论

什么是自由？

按照萨特的讲法，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责任——自由本质上是主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

可当死亡降临时，自由与责任的悖论就会出现：

对母亲莉莉而言，死亡不是她选的，而人也无法在死后继续履责，因此她势必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家人去承担——

无论是希望孩子离开自己后能健康成长还是老公能将方仪送返美国。面对这种强加的责任，再亲密的人也会出现逃避心理。

这正是每当莉莉谈及死亡和交代身后事时，父女俩人都显得十分抗拒的原因，不止因为儒家文化圈讳言死亡，更因为死亡的结果同样不是他们选的。

只不过相较任性冲动、喜欢针锋相对的青春期女儿，父亲的逃避方式就只能是以拒听的姿态默默燃起一根烟，化解心中的悲苦。

集中体现「自由-责任悖论」的来自方仪帮妈妈搓澡时的对话戏：

当莉莉说“一家人就该在一起”时，方仪发出了她的灵魂拷问：“那你当初干嘛带我们去美国？”。

方仪的意思是：当初要去美国的是你，如今回来的也是你，自由都让你占了，我的自由在哪啊？

可莉莉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对啊，早知道就不会带你们去了。”莉莉此刻想的是：要不是去了美国，大概率也不会患上癌症。

紧接着她又说了句自怜自艾的话：“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妈妈可能也活不久。”

当方仪听到母亲这一回答时顿生不悦，起身走开——

在此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女儿年幼不懂事。因为莉莉虽然罹患绝症，但她在人生的把握上却是自由的，无论是去美国、回台湾还是买家具、换房子的一系列未来规划，她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除了“被动”面对死亡这点。

可方仪却一直在为母亲的自由买单：

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家乡、等对异国他乡产生眷恋时又被贸然带回台湾、她被剪头发、被送入女校、被体罚......她的人生是“被动进行时”，她一直被迫接受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

母亲的自由，其实是以损害亲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她无形中剥夺了女儿选择的自由、父亲渴望一家团圆的自由。

而小妹方安之所以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显得拥有超龄的成熟，反而是因为她的年纪尚处在完全的依赖阶段，谈不上什么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孩的特点在于还分不清自我跟他人的实质区别，因此更能与人「共情」。

“马”是自由的象征，它指涉的不是美国梦的具体含义，而是更抽象的人生自由——

这从父亲“我才不要吃什么汉堡当美国人”的不屑可以窥见。

当方仪的同学问她骑马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方仪说“就好像世界停了一下，什么都不重要”——这是对无忧无虑的自由的向往，她想摆脱步履不停被人牵着走的感觉。

理解了马的重要含义，也就明白了片尾方仪的转变为何如此之大。

有些人讶异于女儿的一夜长大，认为这是铺垫不足、收尾仓促。其实不是的：

与「splash」的对视，让方仪隐约意识到了一点——

这匹马不愿被套上马箍、不愿被束缚，而人的自由驰骋恰恰要以它的不自由为前提。这是方仪此前从未想到的。一个人自由的代价，必有另一个人来付。

将心比心的她终于记起：自己的梦想是下辈子当马，而妈妈的愿望却是不再当妈妈（莉莉说“下辈子想当男生”）。

人马对视、心心相印堪称神来之笔

所以从马场归来的方仪再次看到母亲无助哭泣时会面露不忍：

原来我固然是不自由的、可你的自由也已不复存在。只谈自由，一家人便无法成为一家人；母亲转嫁她的责任是身不由己，可我明明有履责的能力，为何不愿承担而一味逃避？

再者，方仪的「恨母」也不是一种人设或性格，而是青春期的逆反与混乱捏造的自以为是的谎言——

不论是“深思熟虑”的演讲稿还是口不择言的气话，我们都不能当作一种成年人的成熟认知去理解。

方仪的内心深处是爱母亲的，不然她不会在第一天上学的时候追问爸爸“妈妈不会有事吧”，也不会在面对妹妹“你知道妈妈爱你吧”的询问时陷入沉默。

无论母亲还是女儿，都是心口不一、内心分裂的。如何展现人物迷惘纠结的复杂情绪？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匠心独运的镜头语言功不可没。

02 影片的镜头与剪辑

除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新演员外，《美国女孩》最意想不到的斩获当属最佳摄影。

须知它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堪称大师的钟孟宏，还有《浊水漂流》的梁铭佳——后者也是位资深摄影，曾拍摄过《念念》、《叔叔》等多部知名影片。

《浊水漂流》的街景处理是欧洲文艺片风格

表面上看，《美国女孩》的镜头技法平平无奇：

多以室内中景固定镜头为主，辅以少量移动长镜头的使用。这是影片刻意要与主人公一家保持距离、力求真实记录而非夸大煽情所致。但当我们读懂蕴藏在画面中的丰富信息、留意到省略跟留白的妙处，就能感受到影片制作上的大巧若拙。

譬如老师想邀请方仪的母亲来听演讲时，方仪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显现出她此刻的犹豫挣扎，我们发现：影片利用镜面帮方仪打造了个「分身」——

在不知道母亲会来的第一次谈话中，这一「分身」并未出现。

同样用镜子展现内心矛盾的还有以下这个场景：

宗辉提出想返回大陆赚钱时，莉莉正坐在梳妆台前独自承受化疗的痛苦。这时的取景很妙，二人虽在交流，可莉莉却背对着宗辉、远处的宗辉面容虚化，反而是镜子里莉莉的神情一清二楚——

这让双向的沟通沦为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表现两人虽同处一室，却无法交流。

此外，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只为展现日常生活的闲笔也大有深意：比如方安被邻居吸引、帮他喂鸟的情节。鸟跟马一样，本应享受自由，不该被关进笼子。可幼小的雏鸟在大自然中无法生存，只能靠人喂养——

此刻的方安，就是那只小鸟。自由，总得能自食其力才行。

第三方的旁观镜头，看似是很简易的方法，但这里涉及到些细微差别，究竟有没有想法，一目了然：

当方仪与思婷还是朋友时，二人的交流以同框中近景居多。但当思婷的母亲对此感到不满、两人因成绩的不同而日渐生疏后，虽然依旧同框，距离却越来越远。

类似的设计简单吗？简单。可太多电影就连如此契合人物心境的简单设计都做不到。他们貌似只认一点：越是声嘶力竭、声泪俱下的感情戏，摄影机就必须离脸越近。

方仪与思婷的友谊渐行渐远

再说说影片的剪辑，留白跟省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过于繁冗的交代只会让混沌生活的细节显得更加凌乱与琐碎。我们具体看看影片是怎么处理的：

注意父亲在机场接家人的镜头：

我们看到他先是躲在车里抽烟、远远看到女儿后吹起口哨打招呼。早在父亲刚一出场，这个人依靠抽烟缓解压力的习惯和吹口哨的爱好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后便是汽车已然在行进中，我们看到家人见面、母女上车的画面了吗？——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方仪在车上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那边现在几点？——

这说明了哪才是她心心念念的“故乡”。稍后的几句台词，方仪先后提到了美国朋友杰西和马术营，这在之后的情节均有呼应。

可以说影片在伏笔的运用上相当成功。

至于全片最高潮的那场三人吵架戏，是一个精准的长镜头调度，为的是给观众带来最猛烈的情感冲击。

可在这之后的剪辑节奏却非常快：

伤心的方仪夺门而出，紧接着她搭乘公交车前往马场，注意此时座位上方「紧急出口」四个醒目的大字——

对刚挨了父亲一巴掌、感到整个家庭行将分崩离析的方仪来说，她确实需要一个情绪上的「紧急出口」。

紧随其后的画面就更绝：

方仪逐渐从黑暗走廊的尽头现身、随着马啸声的方向前进。唯有Splash，能引导她从黑暗走向光明。

而在马场的情节过后，护送方仪回家的是警车——

去时独身一人，回时警察护送。后者代表社会规范，这里含蓄地暗示观众：方仪长大了。

方仪从黑暗中寻找“光明”

与能省则省的剪辑宗旨相对应的，是影片含蓄而克制的表达。

正如方仪来校的第一堂课是文言文《木兰辞》。这里暗含两层意思：一是以中国古诗来印证「美国文化」的水土不服；二是那句「不闻爷娘唤女声」所表现的正是思乡之情。

新人导演能体现出这样的镜头把控力和叙事执行力，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

将最珍贵的记忆和生命历程搬上银幕，是很多人在第一部作品中都会选择的路。不是越真实就越动人，而是要看回顾能不能疗愈当下并为未来赋予新的意义。

《美国女孩》告诉我们：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会如期待般完美。所谓「距离产生美」，太过靠近当然就“不美”了。就像方仪与父亲更为亲近，不是因为父亲的关心比母亲更多，只是因为父亲常年不在身边。这个道理，《孤味》就已经讲过。

方仪向窗外的父亲打招呼

我们无法选择与谁在同一屋檐下，而人与人又毕竟不同。人若坚称「我觉得她能做得更好」，便是无视了「这已经是她最好」。

最终，唯有相对无言地接纳不同罢了。因为我们本不该将理解看得太重。

我们往往高估了说话与聆听能抵达的实际效果，就像请你听我演讲还不如让你给我掏耳朵。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就干脆不要面朝彼此碎碎念——陈绮贞的那首片尾曲，就叫《尽在不言中》。

理解是对外人讲的，理解诉诸的是理性，对外人我们调动理性沟通即可，不需要一起生活。人的痛苦在于搞错了亲密关系的重点：

忍耐与牺牲才是一切。一味追求理解，一切就无法可想。

更何况：真理解了，又能如何呢？

！一个是女儿想给马套缰绳马却不配合时，我一下子就哭出来，像极了拼命想找个情感寄托的自己。片中马的那个眼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又理解又同情却又恕难配合的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想要推开我却又下不去手的人。 二是爸爸对女儿说，如果你就是爱美国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回去，但如果你只是在逃避，到哪里都一样，瞬间泪崩，心被猛扎了一下。看看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逃避。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

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

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

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

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

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

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

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

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

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

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

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

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一一》杨德昌

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

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

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

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

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喜宴》李安

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

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

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

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推手》李安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

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

《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

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

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瀑布》 钟孟宏

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