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一般讲述族群碰撞的电影，逃离不了要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内核。赛德克野蛮吗？野蛮！但是却以人格尊严为最高追求！日本人文明吗？表面上似乎很文明！但骨子里仍是奴隶制时代幼稚的高下等级！自诩为文明的文明不是文明，敢于正视野蛮的骄傲才是骄傲！ 这是一部在暴力上毫无节制，但在立场上保有分寸的电影，比阿凡达高明——涉及到尊严的善恶才是值得讨论的善恶，以尊严标准讨论为前提的善恶才能称得上是讨论善恶。

读书时总喜欢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而且是英文，法文，意大利之类完全听不懂再唱什么内容的歌，或者干脆轻音乐。目的是不被对字面的理解而掩饰音乐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只有听不到才能听到最多。
电影里完全听不懂的对白和大块大块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最最难得的喜欢。听不懂却又听得懂，我不知道你在因为什么而怒吼，可我深深对你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山里唱流行音乐自然会显得怪异不协调，所以山歌的清透又不是在ktv能享受到的。整篇赛德克的小调贯穿其中，穿梭在森林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除去徐若瑄的出现吓了我一大跳之外，对所有演员表示非常感动，回头看看主演列表，还好我不认识太多的明星，温岚也是只听过歌没见过人，所以她是哪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魏德圣是疯子，拍《海角七号》是假疯，拍《赛德克·巴莱》是真疯。
没有一个内地导演敢干这事，投资那么多钱，在高山流水中拍摄，只为讲一个历史故事。
所以，把他跟《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比作“双疯”，一点都不为过。
影片说的是雾社事件，原住民反抗日本。
这，在中国内地来说是一个熟透了的题材，什么《金陵十三钗》，什么《南京！南京！》，至于电视剧，那就更不用说，我们某党一个人干掉日本十几个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少，我一点都不惊讶，而且往往是我方胜。
把伤口撕开，然后告诉全世界：你看，你看，你快看！我在某年某月干掉多少个鬼子，不幸被打中了一枪，可疼了。
然后，全国巡演，感动中国什么的也一起吆喝进来，还道德模范，我看是恬不知耻。
而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没有把伤口撕开，然后往里头塞钱和各种荣誉，而是真正记录原住民在保护领地时的伤痛、救赎与图腾。
面对日本警察一次次的挑衅欺侮，赛德克人团结一致，搁下旧怨新仇，持矛握枪，取敌人首级，守护自己的猎场。
他们是族中的青年们，热血方刚。
他们是家里的父亲们，严肃苛责。
他们是家中的爱人们，深情冷俊。
这是最悲壮的离别，我回头，看你目送我，等我回来。
“年轻人们，集合。快！快！”
头目在召唤，部落在等你。
没有深情的拥抱，没有惜别的亲吻，甚至没有不舍的泪水。
记得燃起篝火，照顾老母与小儿，等我胜利归来，一起杀牛宰羊，载歌载舞，欢庆相聚。
如果，我还能回来的话。
男人，是要在战场上死去的，祖灵会甄别过彩虹桥的每一个人。
勇敢的男儿才有资格守卫最肥美的猎场。
那是他们的图腾，那是他们的信仰，那有猎场，那有祖先，那是他们的全部。
于是，他们舍妻弃儿，忘了最后的温存。
于是，他们奋不顾身甚至疯狂的砍杀侵略者。
他们没有像《勇敢的心》那样大喊“freedom”，也没有喊出“卫我中华”这样的口号。
他们，只是在守卫自己的森林，自己的猎场，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图腾。
莫那说：“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
是的，侵略者们见识到了，被枪杀的惨叫，被烧的哭嚎，已是最好见识。
“塞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肉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输掉灵魂的赛德克一定会遭到祖灵的遗弃！”
于是，我们见到了他们前仆后继，成为最勇敢的战士，祖灵在彩虹桥边深深自豪。
塔道问：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莫那答：骄傲！
是的，骄傲，身体生命换来的骄傲，才是最贵的骄傲，最美的骄傲，最傲的骄傲。
你听过荆棘鸟吗？它一生只唱一次歌，用生命去唱，最痛的声音即是最美的歌声。
赛德克人也像是荆棘鸟，用鲜血染红了鲜花。
花，是血色的，在血泊中滋养而开出的花。
自由之花，信仰之花。
它是圆形的血花，团结包容。
它是锥形的血花，抵抗外敌。
它是心形的血花，满满的爱。
血花，不是雪花，不是来自天空飘下来的白色絮物，而是别在树枝上的一抹红。
血，在白色的雪地里，温热的喷薄而出，融化了冰冷的硬块，汇成一条曲折的河流，血河。
那老人和孩子，一个个上吊自尽。
那青年和头目，砍掉了敌人头颅。
花，在战争过后，开得格外的红。
那所有的歌声，所有的欢快，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牺牲，所有的信仰， 所有的所有，让所有的机械所有的文明所有的繁荣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所有，显得肤浅和恶俗。
赛德克人是骄傲的，他们用身体守住了灵魂，他们用生命告诉孩子：骄傲，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优越感；家园、信仰、猎场，值得用一生去守护。
勇敢的赛德克人，边喝酒边唱歌边狩猎。
骄傲的赛德克人，边打仗边扶持边相守。
花，又开了，早于往年，格外红。
是血花，赛德克人的血浇汁开出来的花。
是勇敢的血花，是骄傲的血花。
血花，紫红色的别在树枝上，在冰冷的中开得分外绚烂。
高山，溪水，森林，野猪，兔子，猎狗。。
这些是赛德克人的所有，是他们的专属，任何人任何名义进入他们领地者，留下头颅。
听，他们在唱歌。
那是他们满载而归，背着猎物回来。
听，他们在唱歌。
那是他们在与亲人永别，约定在彩虹桥上再相见。
听，他们在唱歌。
那是他们从战场中回来，敌人的头，是最好的战利品。
血，在溪水中慢慢淡化，招降的纸片在空中飞舞，红色的，却不是血红。
隐忍着活下去，生孩子，生孩子，生生不息。
血花，在太阳下，别样红。
 ——评电影《赛德克·巴莱》。

       看到评论里一片赞扬血性的呼喊声，还是决定来煞煞风景。
    赛德克人的血性，在开始屠杀之前也曾打动了我，太阳旗摇起，赛德克人以赴死的决心出发时，也感动到我眼中涌泪。
    反抗是一定的，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与其因为殴打了某个恶毒的日本人而被灭掉部落，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让你也付出代价，重新找回我骨子里的骄傲，挺起被压弯了的腰杆。
    可是，最后的屠杀场景，看得我头皮发麻，让我想起75，想起314。
血性是骄傲地反抗，可如果这反抗是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对手无寸铁者、无辜者不加区别的屠杀，我真的很难接受。即便以血祭为借口，为什么无辜者也要做祭品？就只是因为她们是日本人么？若被屠杀的对象换成汉人，你们还会为这血性击掌叫好么？
     民族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异族中的一些人欺辱了自己，仇恨会指向异族所有的人。平时是朋友又怎么样，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又怎么样，当仇恨爆发时，没有人不该死，要怪只怪你自己是异族。
     这场景没法不让我联想到家乡发生的惨案，它让我又明白了一点那些暴行的缘起。但明白不等于理解，只让我更加痛恨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你们仇日仇韩仇菲仇美的时候，知道自己也被其它人仇视着吗？甚至是仇恨到同样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拿刀戳进你的身体，即使昨天你们还笑着打过招呼。
     所以，对不起，我欣赏不了他们的血性。即便自己怀有必死的觉悟，也不是将无辜者当做祭品的理由。同样的评价献给这部推崇血性和民族精神的电影，民族精神走向极端只会成为暴行和偏执的遮羞布而已。

台湾版分上下两部，上部《太阳旗》尤其精彩，下部则有些乏善可陈，本文仅对上部略在评说。

土著人有其独特的生存法则，开篇的打猎镜头与猎头画面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法则。当没有外来人群的冲击时，他们对猎头与被猎头都有着仪式般的尊重。这是他们的生活，男人在山里找猎，女人守住家门，等待归来的或者不再归来的丈夫。成人礼、舞蹈、山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大山的雄浑与灵气。如果没有外来族群的干涉，他们或许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历史的扭转，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土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与无法阻挡的现代文明在强大的火力推进下，瞬间便将土著人坚持了不知有多少世纪的传统蹂躏的粉碎。

由于土著人没有国的观念，只有族的观念，所以当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来的对“异族人”的蔑视更象是守卫自己的猎场不被侵犯，而不是卫国的高大情操。他们的反侵略的斗争初始并非是为了自由，直到他们被征服之后受尽压迫下的屈辱才激起土著人对自由的渴望。

莫那是从原始走向屈辱的见证者，而作为首领其忍让与耻辱感更胜他人。然而，他却一忍几十年，直到最后率领族人发起雾社之战。电影对反抗之心的演化交待得不够，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被关了几十年的雄狮在生命将尽的最后时刻突然爆发，他怀念过去的自由，怀念血祭的味道，怀念猎头的豪爽生活。雾社事件中对普通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的残杀似乎洗刷掉了许多正义的力量。夹杂在压迫与反抗之间的普通人往往成为牺牲品，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诊断。即便推到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压榨尽民脂民膏的时候，妇女与儿童也享受着荣华富贵，当一朝沦落之时，妇女沦为婢，儿童沦为奴的惨状也屡见不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去理解当年台湾土著人的做法与理想有些不太合适。然而，与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观念的影响一样，我们也无法退去自己身上披着的文明去融入他们的观念。

就是两种无法融合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雾社的残杀事件。

电影尽可能多地给出各个年龄段的土著人、每个种族之间的人的相异处，试图用复杂的人性与文明来讲述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导演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虽然许多人物扁平，但莫那鲁道、土著警察花冈一郎、巴万的角色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莫那鲁道青年时期桀骜不驯，既当英雄又当首领。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赤裸裸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在他们伏击屯巴拉社人员的时候，有一族人冲到他的前面去被他击中，他狠狠地盯着受伤的族人说：“没有人能冲到我前面去！”年轻时的他是霸道的，然而，在与日本抗争失败后，他无奈地选择了屈服，一忍就是几十年。虽然中年的他仍旧保有着头领的部分尊严，但在日本警察面前仍旧是只能求人的角色。在溪边见彩虹遇父灵一节，他内心的兽性被彻底激发，从而走向殉道之路。他是从自由走向不自由的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从一级头领走向受日本人统治的二级头领的直接受害者。可惜电影没有在人物内心戏上给他以更多的表演空间，上部的后半部分，莫那鲁道在歌声中完成从屈服到反抗的升华，而我们也就在那些美妙的歌声中见证了血腥的暴发。

花冈一郎是最具有矛盾心理的人，也是在手法上处理比较出色的一个人。可惜的是，他从一个受日本教育的怀疑论者到土著精神的信奉者的转变略显突兀，我们很少能够从电影中找到转变的确切轨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旧是电影中少有的丰满人物之一，其内心戏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令人动容。而他也是文明与文明碰撞间出现的第一代矛盾体，即，日本人统治不好么？有学校、医院等现代设施不好么？他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土著当中的受益者，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警察，有着自己的居所，有着美满的家庭。除却他土著人的标签，他的一切近乎完美。所以，他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是已经被日本文明同化了的一个人，然而，最后他却义无所顾地投入到了反日本人的斗争之中，而促使他做出最终选择的恰恰是他身上的土著标签。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可以注意，即使花冈一郎起了个日本名字，当着日本人的警察，他受到的最大质疑也是族人们在雨街上对他的嘲讽，而没有把他打成“赛德克奸”。或许也就是族人们没有将其完全划到敌对的一方去，才给了他犹豫与矛盾的机会，最终选择站在赛德克的一边，走向最终的败亡。

小巴万的角色是电影中最令人震动的一个角色。我们把他与儿童红十字军、红小兵联系起来似乎并不为过。这个角色也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角色，最为成功的角色。这恰恰因为儿童角色的成功不得不让人反思，成年人的世界一不小心就会将儿童引入到一条不归路上。小巴万在学校里受欺负，老师打过他。当赛巴克族人起事的时候，他带领族里的孩子将老师刺死，将躲藏的妇女与儿童刺死，以血祭祖灵的名义。这是一种对血腥的信仰，也是一种纯真的信仰。就是因为纯真，所以，他才会义无反顾，拿别人的生命成就自己的英雄声名。当年的儿童红十字军何尝不是对宗教的纯真信仰？当年的红小兵又何尝不是对领袖的纯真信仰？在孩子的眼里，有时候血腥是纯真的，那鲜血直流的场面与白雪一样让人激动，而不是生畏。当孩子被某种信仰激发后，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残暴，更容易肆意虐杀。当我看到那些妇女与儿童，其中包括他的同学们惊恐的眼神时，当看到血液泼红了门窗时，内心是复杂的。小巴万既是行凶者也是受害者，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信仰难道错了么？只好说，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时间为了信仰做了错误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让我至今仍感动的。赛巴克的族人们去山上砍树，恰逢雨过出虹。他们在彩虹的陪伴下，跳起多年未跳的舞蹈，唱起多年未唱的歌曲，那一刻他们是自由的。那一刻他们是纯真的，只为着彩虹般的纯真的心。我多想他们可以一直跳下去啊，能够不为血腥、不为杀虐、不为反抗而自由地跳下去。

然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要么耻辱地被文明同化下去，要么为了自己的文明图腾“血性”战斗至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剩下的每一种选择，都是为自由的殡葬。

     未上映前就备受关注的《赛德克-巴莱》，在去年9月上映后引爆轰动，一时间好评如潮。电影是根据台湾史上著名的“雾社事件”改编拍摄的，宣传时也一直强调“还原历史”。对于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驾驭的题材。所以自己也充满了好奇，想看看以《海角七号》成名的导演魏德圣会如何处理该片可能会触及到的棘手问题。最近我终于有幸欣赏完4.5小时的电影上下集完整版，所以就想写点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网上对电影称赞已经很多了，所以这次我可能会偏重批评一些。


     剧情开始于1895年，那是许多台湾人命运急剧转变的一年，可是对于15岁的莫那鲁道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那年莫纳鲁道第一次出草，电影展示了他性感的躯体和矫健的身手，两个原住民的首级使他成为了“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台湾原住民的族名，在当地语言中的含义都是“人”，比如泰雅族的“泰雅”，布农族的“布农”，邹族的“邹”，鲁凯族的“鲁凯”，当然也包括莫那鲁道所属的赛德克族的“赛德克”，在该族的语言中这些全都是“人”的意思。原住民这样称呼本族人，却不一定这样称呼外人。他们经常分散成百人左右的小聚落，相同的“人”之间经常因为各种理由彼此残杀。这些原住民大多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清廷称他们为“生番”。他们的数量相对当时台湾人口来说，已经不是很多了。多数原民住已经在漫长的台湾清治史中，逐渐被汉族同化。即使是居住在高山中的原住民，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的“开山抚番”政策下，也已经深受外界的影响。不过就当时的莫那鲁道和他的赛德克族人而言，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与世隔绝的。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电影大致是沿着史实的剧情走的。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1897年一月，日本深掘大尉带领的探察队一行14人在雾社一带被原住民杀害。日方遂对该地原住民实施5年的“生计大封锁”，使其难以获得其需要的盐与火柴。到1902年，平地汉人的反抗相继被拍平，日方开始试图向原民民山区施压影响力。日警在欲强行进入原住民领地时，与原住民爆发冲突，称为“人止关事件”。大概是100多名日军对200多民原住民战士，原住民利用有利地形最终逼退日军。日方失踪3人，受伤16人，日方估计原住民死伤20余人(1)。这些历史在电影都有所反映，所以我们看到可怜的大尉一行夜里看一次樱花，白天还要再看一次。以后电影中还有无数人死前要没完没了的看樱花，不禁令人感慨：现在人没事赏什么樱，不知道樱花看多了会死吗？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原住民开无双，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当然相比下集的剧情，这还只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虽然原民住骁勇彪悍机动灵活，并且熟悉丛林作战善于利用地形，但是在现代化的国家军队武装面前，他们的抵抗是很脆弱的。另外，莫那鲁道所在的马赫坡社距离人止关很远，当时并未参战。

     原住民的部落组织在与国家机器对抗时不堪一击。原住民往往分散成百人左右的小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袖，几个相对亲近的部落结成社群，近似于小联盟。部落、社群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原住民的信仰和传统还在部落之间留下了很多矛盾与裂痕。所以第二年，日本人与布农族干卓万社合作，利用被封锁的原住民急于寻求交易的心理，一举诱杀大量雾社赛德克族壮丁，称为”干卓万事件“。雾社赛德克族损失惨重，于是在1906年雾社原住民向日方缴械归顺了。之后日方积极向原住民地区拓展以铁丝、木墙哨所所组成的”隘勇线“，并且利用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以莫那鲁道为头目的马赫坡社，也被日方利用去打击其它部落。赛德克族也试图对日方拓展”隘勇线“行动进行抵抗，于是引发了原住民”奇袭脑寮事件“，结果是原住民各部落在日方的武力下纷纷屈服缴械。到1913年雾社原住民各部都彻底屈服了。日方出于对原住民的怀柔政策，在1911年曾经送莫那鲁道等人去日本参观，这趟旅行也确实让莫那鲁道影响深刻。所以其日后领导针对日本的反抗时，从一开始就笼罩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感。

     1913年之后就是日本人曾经很骄傲的雾社开发史了，似乎一切阻碍日本施加影响力的因素都被清除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被建立起来，表面上开雾社一带已经十分的兴旺发达，但实际上矛盾却已经在底下涌动。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行政几乎全靠警察，而驻在原住民区的山地警察却时常有发配之感，他们的素质也不算高，经常会欺凌原住民。日人自感文明之优越，既不屑于深入了解原住民社会，对其风俗传统也缺乏尊重，一心只想让对方改风易俗。可是在等级种族群体观念深重日本眼中，即使是和化程度较高的原住民也很难获得认同。以日本男与原住民女为主的”和亲“，结果经常是原住民女在日后被抛弃。经济上的压榨和歧视更是家产便饭，从公职到劳工待遇都有群体间的显著差异。雾社地区除了不断征用原民住承担劳役外，给予工钱也只有同类原住民劳工的一半，这还不算工钱被克扣的情况。日方虽然让原住民部落屈服了，却没有瓦解部落组织及其存在的土壤。

     其实这些问题也值得现在的中国人深思：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政策，有没有导致类似的情况发生呢？例如据我所知，在藏区的汉族学生往往是在学校的汉族班上课，他们既不会说藏语，也没有去学藏语的动力和需求，和当地的孩子还相对较少接触。而在藏区汉民不会说藏语读藏文几乎是普遍情况。汉藏社区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隔阂。政府为了保护草原，禁止牧民放牧的同时只是简单的给予现金补偿。而牧民入城后只是把这笔钱全花在酒肉上，然后就深陷贫困中无法自拔。汉回两族凭借其经济力上的优势，以及文化与人脉上的便利性，很容易就控制藏区的商业与贸易。但是藏区的寺院组织却仍然拥有独立性和强大的组织力。

     总结起来，导致类似的族群冲突的因素无非是经济上的压迫，以及文化上的隔阂与歧视。弱势群体发现自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快速的边缘化。他们看不到自己群体在未来的位置，所以宁愿捡起传统的武器来破坏现存的秩序。很多事未必是政府有意为之，但是如果放任而不去干预，只会任由矛盾恶化而引发不可收拾的冲突。
     
     电影上集从1930年开始的部分，基本上是史实的反映。其完整程度甚至超过了我手上的任何单一资料。几乎所有导致雾社事件发生近因，在电影里都有所反映，不得不佩服剧组认真细致诚恳的态度。与雾社事件相关的人物也一个个悉数登场。或许是因为人物数量太多的关系，魏导没有能够做到将人物关系很清晰完整的展现给观众。以至于我看完整部电影后，要在网上翻出人物关系图，才最终弄清楚了”谁是谁的谁“，而我看的还是4.5个小时的完整版。至于看大陆剪切版的朋友，我只能表示绝望。在表现人物上，一些本该加重的地方被轻描淡写，本该被剪掉的地方却又留了下来。比如像花岗二郎的妻子初子（徐若瑄），魏导在”雾社事件“发生之前的剧情里，几乎没有给她什么镜头。她花岗二郎妻子+塔道头目之女的神秘身世要等到上集结束才被彻底揭开。而早先那个日本妇女抱怨原住民女佣不会干活的镜头（貌似是田中千绘饰演的小岛妻子，但又觉得不像，身份成谜），其实很累赘，是个非常孤立的剧情。当然和下集中的各种雷人相比，这些都还算不上是问题。
    

关于雾社事件的详细介绍可见：http://knowledge.teldap.tw/focus/001005/ws1.htm

(1). 关于“人止关事件”，详见：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1213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