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

1992年中韩建交。 1994年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活着》，铅字素笺，光影中重生，似一只尽态极妍的火凤凰，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之前已多次被奥斯卡提名的张艺谋，显然能从容地面对国际舞台上的镁光灯了。但纵观第47届的实力大作，此次的荣耀是实至名归，亦属难能可贵的收获。 而对余华来说，他的文字，以具象的姿势走入别国的文学语境里，戛纳这一步是有它的实际意义的。对韩国的“文艺青年”来说，余华这个名字不仅不陌生，相比较其他的中国当代作家，韩国人对余华的偏宠是不加掩饰的热情与执着，就像他们对张国荣的喜爱，又像国人对村上春树的推崇。有一年圣诞节，我曾订购四本余华全集（中文版）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几位韩国朋友，想要说明的是，我们事前有过沟通，这份礼物当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对韩国文学青年来说，《许三观卖血记》并不是冷僻的作品，它随意地出现在韩国的国外文学选读里。因此，河正宇要把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搬进银幕，这并不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任性梦想，也绝不是弃票房玩冒险的“自杀”行为。相反，它早就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推广通道，获取商业利益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目标。另外，余华的大名挂在宣传旗杆上，又不能否认他们想要在中国提供的海外市场名利双收的希冀。 由此，再观电影《许三观》，这是一部商业片的认知便毋庸置疑了。事实上，在我看来河正宇的《许三观》与余华的原著《许三观卖血记》灵魂上是无法对话的，高判立下，余华说了那么说，河正宇只说了一件事“私生子”。没错，连名带姓用过来，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确拥有70%相似的躯干，可是他们想要表达的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 这不是河正宇能不能说的问题，孕育故事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就不可能在水稻田里种下小麦玉米红高粱。这种“不同”虽不是评论一部电影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它被钳制于改编剧所固有的想象力空间，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有余华参与改编这一事实，还说明“因地制宜”是国际影视合作的基本做事方式。 事实上，余华、莫言、苏童等等他们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设定了特殊时代背景的故事其实不太适合移植到异国的土壤上。即便嫁接成功了，定是要另辟蹊径的，代价是原著所特有的最精彩的“语境”要被弱化，甚至隐匿不见。 就比如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貌似絮絮叨叨说的是吃喝拉撒的事，讲的是风雨飘摇中的人生小孤帆，为了生存为了养家选择残酷的卖血之路。而它最重要的是时代背景，这是小说的灵魂。 韩国的《许三观》在演绎时不会有这么沉重的包袱，硬加上去，又会贻笑大方，所以它也进行了整容术。没有那么丰富的“阅历”，咱们就讲普遍的人性，讲家庭。当然，时间跨度上也会缩水。小说里，许三观从二十郎当的小伙子一路走过人生，到了六十花甲的暮年，输出的血从丰盈新鲜，变成卖不出去的“老血”，悲凉一生的气息扑面而来。电影则把故事定格在了许三观壮年时大儿子许一乐11岁那年。后面全部砍掉。 不难发现，在此，电影与小说分道扬镳。由何小勇的脑病延展出许一乐遗传了父亲的“脑病”，他命悬一线，许三观需要重新审视他与许一乐的关系。而小说里描述的许一乐在饥荒时期所得的“肝病”，是完全映照了当时全民的生存状况，是忠实于社会背景的，是特别的寓意，但它与韩版电影《许三观》再无关系了。 如是，韩国的《许三观》其实是一个戏剧“人物”。他不是余华在小说里展现的时代缩影，不是令余华产生悲悯之情的民族生命力，不是压榨人物去承受苦难的生存环境。就连对“平等”观念的视角，及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思考，电影与小说都各自为政。 与其说电影《许三观》改编自小说，还不如说它是衍生自韩版《许三观卖血记》余华自序文的故事。在其中的一段文字里余华这样总结“许三观”这个单纯的人物： 【他知道的事情很少，认识的人也不多，他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才不会迷路。当然，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儿子；也和其他人一样，在别人面前显得有些自卑，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也就经常在家骂骂咧咧。 这个人头脑简单，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但是他没有梦想。当他醒着的时候，他也会追求平等，不过和那个雅克布阿尔曼苏尔的臣民不一样，他才不会通过死亡去追求平等，他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 到此，脑子里就有了鲜活的画面。余华所说的这个许三观在河正宇演绎的角色里复活了。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许三观从四叔那里知道卖血可以赚钱之后，他开始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摇钱树”了。用卖血赚来的钱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享受了苦中作乐的11年天伦之乐。然后因为镇里的闲言碎语，想要揭开大儿子长的不像自己的谜团，做血型鉴定，许三观中大奖，大儿子变成私生子，他心中的幸福生活崩塌。 这里是分水岭，从这儿他看到自己与别人是不一样的，他的日子是更糟糕的。养家糊口的心酸不是理由，卖血求生的贫穷也不是问题，他的疾病是自己的“颜面”，戴了11年绿帽子的耻辱感。于是，他迁怒于身边的一切，不正常上工了，无心照顾家庭了，能无赖就无赖，得过且过。 在接下来的剧情里，许三观对大儿子的“态度变化“成为故事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就像美式的家庭温情剧，关系破裂，至弥合情感裂缝。态度冷酷，到松动，再到慈软，最后倾听心声接纳一切。需要升华什么样的主题呢？一家人继续相亲相爱生活在一起了。私生子生来不是戴罪之身，它不应该为这样的悲剧埋单。许玉兰也没有错，她是被奸污的，也是受害者。许三观更加无辜。总之，是这该死的生活在磨砺人的生存意志，就这么简单。 逃离电影，回到余华的小说。把被我故意搁置的最后一段补上。 余华说：【这个人的名字很可能叫许三观，遗憾的是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到头来却发现：就是长在自己身上的眉毛和屌毛都不平等。所以他牢骚满腹地说：“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到是比眉毛长。】 从最后一段的描述中，是能够看到余华把许三观这个人物升华了，升华成一个沉重的“悲情”，并且对无法改变的“不平等”状态用了“欲言又止”的深意，生动又深刻的对比，让“人”看起来如此渺小，面目如此滑稽无奈，而生命又是那么高贵。总之，在这群“渺小”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不是由他们自己书写的，在他们的身后，那张魔幻的背景图是真正的主角，你看到了吗。 河正宇自编自导的第二部电影还是蛮成功的，与第一部比较，有太多的进步与惊喜了。如果许三观卖的不是血，是拉石头、扛大包卖苦力谋生，脱离了余华的小说，这部电影的写实感与生活情趣都很突出。河正宇还是领会了余华文字里偶尔暴露的“魔幻”色彩。电影《许三观》里也有少量的尝试。可是，与河正宇认真演戏不同，他导演的风格里有一种调皮的“黑色幽默”，这在他的第一步作品《过山车》里尤为突出，这种风格若发挥不好，极易把剧情引向松散。 另外，《许三观》的卡司是我喜欢的，河正宇就不说了。尹恩惠自毁形象，差点没认出来，其实是个小惊喜。有“奇皇后”影子的河智苑也很努力，在人群中成为焦点时，不知有没有“玛莲娜”的自豪感。金成钧跟成东日可是我们全家人的“偶像”，《请回答1994》在2014年初给我和我的家人留下了太多欢乐。 PS：据说余华之子余海果可能拍《许三观卖血记》，若不是空穴来风，又是一个新的期待。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换钱渡过了人生一次次的难关，以许家为主线，描绘了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的酸甜苦辣，以简单的叙事、略带傻气的对话，将沉重的话题用轻描淡写式的写作方法表达人在面对厄运时对家庭、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求。韩国翻拍中国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保留大致情节的同时，根据国情作了许多细节上的改动，使得作品更为偏向一部家庭伦理剧。

韩国翻拍中国小说，为了适应本国的国情，在细节上做了诸多改动。主角们的工作全都做了改动，小说中许三观是一名丝厂工人，而在电影中成了下地干活的农民，娶了玉兰之后，继承岳父衣钵，干起了卖爆米花的生意。许玉兰原是小吃店炸油条的服务员，在电影中成了卖油条的“油条西施”。许三观在追求玉兰时，请玉兰去胜利饭店吃了小笼包馄等食物，还在饭后买了话梅、西瓜等小食，而在韩国电影中，许三观和许玉兰就坐在小咖啡馆里，玉兰小口喝着咖啡，桌上是用报纸包着的猪肉；还送了小小一瓶香奈儿香水、棉花糖、包子、冷面、烤肉……韩国在翻拍时，考虑到两国饮食文化、日常生活差异的不同，选取了韩国典型意象作为传递文化的工具，使得韩国观众在看这部作品时能够更贴近生活、贴近真实。香水、咖啡馆这类代表资本主义的物品，在小说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是韩国深受美国的援助，这也反映出追求女生手段方式日益西化、日益进步。

情节改动。小说中一乐非许三观儿子一说，仅仅是凭玉兰说漏嘴道出曾经和何小勇上过一次床和毫无根据的长相差别断定一乐不是三观儿子。而在电影中，则用铁铮铮的血型化验报告断定三观与一乐非父子关系，更有科学依据。如果说小说里许三观的绿帽子戴得不清不楚，那电影里就是板上钉钉。韩国在当时有足够的技术去判定，也符合国情，更有说服力，也进一步表现出许三观对一乐浓浓的父爱，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亲情让他们牢牢依靠在一起。

人物设定也做了相应改动。在小说中，何小勇和许三观一样都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这符合在六、七十年代中进人民公社平均分配的中国国情，每家每户一样穷。而在电影中，何小勇从兴趣爱好、屋内装修、服饰装扮都可以看出是富裕人家。这也符合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下部分人摆脱贫困的事实，也进一步通过许家与何家虽生活质量的不同，道出家贫而人心不散的感人温情。

结局的不同。电影中，将文革片段全部删除，韩国不曾经历过文革，主创表现不出文革的惨痛，韩国观众也无法体会文革带来的沉重。小说一直写到三个儿子长大，许三观年方六旬想要去卖血却被拒绝为结局，将一个质朴、会计较、甘愿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丈夫、父亲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家人的安乐，这份小人物在困苦面前展现的高尚是电影中表现不出来的。电影少了小说中的沉重，在面对一乐患病需要巨额医药费时，小说中许三观一人扛起了承担巨额医药费的责任。电影中，许三观同样是依靠卖血赚取医药费，但是在医院中不慎掉钱，用献血换来的钱被旁观者哄抢的时候，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许玉兰也为一乐的医药费不惜去做心脏移植临床试验手术，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之后，一家人在饭店吃着包子与清蒸鲫鱼，在细微处遇见满满的幸福，苦难后的温情别样让人珍惜。小说中更多想要表现生存意识，而电影更多是要表现家庭意识。

韩国翻拍这部影片，情节的变动更多是为了符合国情。将中国小说中表现家庭亲情温暖的精华吸取，用本国文化去包装小说，最终成了韩国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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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不是富贵，富贵也不是许三观。但《许三观卖血记》注定会活在《活着》的阴影下扭曲成长，两部作品前后相隔十来年（1993年至2003年），如同这个国家的前后十年，都有着迥然不同的走向。一个作家的代表作永远只有一部，其它注定只能是陪衬，但这并不妨碍其它作品的声名远播。如著名作家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被公认是其代表作，但其佳作《老旦是一颗树》，被欧洲导演高兰改编拍成了爱尔兰版的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颗树》。

河正宇执导并主演了这部《许三观卖血记》（2015），被移植到六十年代初的韩国，小镇还有荷枪实弹的驻韩美军。但与片中尚且能生活下去，唯挣扎于内心痛苦的许三观，与余华笔下那些窘困无依的庄稼汉有着天壤之别，更不要说衣着光鲜，令人惊艳的许玉兰了。小说中许三观卖血真真正正是为了解决肚子，而在电影里的三次卖血，却是为了改善生活、吃上香喷喷的肉包子及为大儿子许一乐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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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活化成了喜剧，或者说从头至尾充斥着喜感，这是韩国电影必须的卖点。电影是视觉艺术，观众在感观上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如果一味的只是《二泉印月》般的凄苦愁怅，观者在索然无味之后，影片恐怕也会吃败仗。小说中的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变成了馋猫们的肉包子和蒸鲜鱼，这只是口味的喜好不同而已。

影片采用传统叙事，显然并不想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这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甚至有莫明其妙的败笔，如闷闷不乐的许三观，突然跟桂花发生了一段关爱有加的戏码，以衬托他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生涩，当然毫不可取，只能说荒唐可笑。因为全片桂花这个女性角色只闪现过两次，并无交集，更无制造戏剧冲突的可能。但导演在影片的整体基调中，抓住了小说的根或者说电影中的魂。老老实实地在主人公许三观与妻子、大儿子许一乐之间展开，这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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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当中天然地喜欢猜谜并执着于打破沙锅问到底。无疑影片满足了大家的窥探欲。通过验血欲昭告天下的许三观，万万没想到大儿子许一乐真的是大家嚼舌根口中何小勇的“兔崽子”。按他的话说是一个“杂种”，替那个混蛋白白养了十一年。许三观当然不服，当然堵得慌。他不停地找妻子许玉兰的茬子。以往夫妻俩当然爱的不得了，结果一出，完全改变了许三观的“三观”。

香喷喷的肉包子只给他的许二乐和许三乐吃，在他看来，那小哥俩才是他纯正的“种”。他撵走许一乐，让他去叔叔家吃红薯。好孩子许一乐乖乖地去吃红薯，但吃饱了红薯，还是想着吃肉包子。许一乐再次来到何小勇家，高喊着“爸爸”，让他给点钱，以后就不再叫他“爸爸”，保证不再滋扰他们家。但这个无情无义的何小勇不吃他这一套。何小勇如若不是这样的混蛋，那他以后的黯淡结局，也就不会令大家期盼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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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受堵的许三乐缩在狭窄的破巷子，仰天看着月亮，看着看着，月亮变成了一笼冒着热气的肉包子，刚想尝一口，却如水中月，晃荡一下就没了。妈妈找到他，抱头痛哭。与其说许三观给大儿子脸色看，不如说他是处处给妻子添堵，谁叫你生了何小勇的野种呢。妻子无可辩驳，事实本来如此。但最大的痛苦却是许三观。因为他最喜欢许一乐，孩子懂事勤快，还听话。他几乎找不到大儿子一丝一毫的毛病，却要每天挖空心思找许一乐的不是，他怎么能不痛苦呢。

只有当何小勇脑梗昏迷之后，道场做法事，需要这个他从不待见的儿子出面，呼唤“爸爸，请你回家”，才能挽回他的一条命，但许一乐无法假装，却真心地喊出了“爸爸，我要回家”。徘徊在外的许三观，这才进屋紧紧抱住许一乐，背着他，实现了这对父子俩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也就为许三观舍命卖血的凑三万块钱，给许一乐治病，作了有力的铺垫，否则影片也就失去了存续的意义。

代价是许三观频频卖血差点送了命，没等来钱，却被“洗劫”一空，这滑稽的背后再次说明，人性是值得怀疑的，妻子却是靠得住的。为了给儿子治病，等不来钱的妻子，终走上了卖肾的道路，终落得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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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范畴的电影，结果必须是“香喷喷的肉包子”，如同影片开头的爆米花、大麦茶。这些看似经不起回味的喜乐，却印证了开端到解决的思路。至于小说中的真实，与影片中的虚幻，仅仅只是角色的对应，而无实质的联系和固化。河正宇和河智苑并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他们不是葛优和巩莉。他们只是在演绎他们自己。要理解真正意义上的许三观如何“卖血”，那只能去细看小说。

如果了解六十年代的韩国，看看这部电影也未尝不是一个参照。即便同样呈现六十年代的佳片《记忆中的风琴》，依稀能找到韩国某种共通的生活气息和景象。韩国电影的苦中作乐，扎根于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中。哪怕在七十年代朝鲜电影《摘苹果的姑娘》，我们也能找到某种刻板喜感的印记。所以，拿小说与电影作比照，注定是苍白的了无生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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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考虑的是，既然韩国人能拍一部韩国的“许三观”，为何中国电影人不能拍？在1992年至1994年的中国，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和姜文，集中拍了《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佳片后，几乎再也看不到这样出彩的光影了。《山楂树之恋》《归来》也只是打擦边球的表象，而非切入肌肤的再现，这是迂回而无可奈何的一息尚存。但他们渐渐老去，后来者将如何应承，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总不能随意地抹去，何况那段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紧密回响。

很多知名的小说都有改编电影的可能，经过岁月的浸泡，它们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却因时代的诡异循环，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无从知晓，却倍感深重的茫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认可河正宇的这部《许三观卖血记》，哪怕它空有其壳，这并不重要，紧要的是它呼唤和刺激着中国人自己的神经，不要如此紧绷，哪天也能放松下来，好好地拍一部属于自己的《许三观卖血记》《老旦是一颗树》。

20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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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之前听说河正宇要翻拍《许三观卖血记》，一度担心毁原著的节奏，看书的时候心想要是拍成电影，怎么也应该由老谋子这样的导演，才能排出原著的精髓来。看了后觉得担心是多余的，影片剧情还是大抵尊重原著的，在很多细节上也能表现出来，比如片中人物名称基本没改，再如三观走起路来一直都是背着手，卖血站的油头医生发型。不过也因国情的不一样，猪肝变成了血肠，酒要温一温，手指划三个圈儿的小细节减掉了，也因电影时常的原因删减了一些虐心的片段（龙根死的那个简单带过了） ，河正宇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韩国实力派演员，没想到导演也很棒嘛，尊重原著是大多读者愿意看到的。 PS:余华也该庆幸了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好作品被翻拍成电影基本都还原了书上的精髓，一些个觉得翻拍的不好的人，你们去看看《盗墓笔记》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安慰了。 很好的一部电影，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