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人生

♪ 皮雅芙的一生 ♪ (文章轉自熊貓音樂網，文grandfumer)

EDITH PIAF,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於巴黎。父親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頭雜耍藝人，母親Anita Maillard是一個賣唱的歌女，藝名叫Line Marsa。ANITA是有卡比利亞血統的後裔（北非阿爾及利亞地區民族，也稱柏柏爾人，在依比利斯半島活動、流浪者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從軍，母親在街頭賣藝討生活，根本無暇照顧女兒，EDITH在幼年時，只得與在諾曼第的奶奶Aïcha相依爲命，在鄉間，她度過了快樂的幾年幸福時光，-- -她少時唯一快樂的時光！。戰爭結束後，父親把她接回身邊，她的童年並沒什麽幸福可言，爲了生活，他們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國流浪表演（大家可以讀讀都德的《小東西》就可以一想流浪藝人的艱辛），可憐的EDITH，早早領略了生活的艱難，在戲班子裏是不會有閒人的，父親登臺前，小EDITH就要把他的禮帽準備好。。。
可能是家庭的遺傳，她天生一副好嗓子，隨著年歲稍長，她也會客串上幾隻小曲，漸漸的，她正式成了戲班子裏的一員。15歲的時候，她決心離開父親，獨自去巴黎闖蕩。 1932年，她與同爲流浪藝人的Louis Dupon（藝名P'tit Louis）同居，並在一年後育有一女，Marcelle，可憐的是兩年後，這個女孩因腦膜炎而夭折。 Edith繼續在Belleville、Pigalle等街區賣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巴黎最優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坐落在Champs-Elysées上！）的老闆無意間聽到這個年輕姑娘的演唱，立刻被這個嬌小的姑娘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簽下了她，並爲她改了藝名Môme Piaf（在巴黎的切口，黑話中，這是小鳥的意思）。這個藝名，配合她1M47的身高，確有種楚楚可憐的感覺。就是這麼個來自苦難家庭的小鳥，以她曼妙的歌喉，在兩次大戰間征服了整個巴黎和法國，幾乎立即登上了榮譽的頂峰。。。
她與Louis Leplée過了幾天幸福的日子，Louis對她寵愛有加，並在36年爲她錄製了第一張唱片Les Mômes de la cloche（土語“鄉下姑娘”的意思），遺憾的是，苦命的Piaf總是那麽不幸：同年4月，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謀殺！由於她與他的密切關係， PIAF被警方傳訊，媒體大報小報大肆渲染這段“傳奇”，不過，在她的一個仰慕者Raymond Asso，知名的冒險家，榮譽勳位獲得者，的幫助下，她很快擺脫了關係，離開了le Gerny's。Raymond Asso對她非常體貼，應該說是在Raymond Asso的引導下，PIAF才慢慢脫去鄉下女孩子的土氣和在市井階層沾染上的俗氣，最終成爲我們今天熟悉的EDITH PIAF。在女作曲家Marguerite Monnot的協助下，Raymond Asso爲PIAF獻上了一隻歌Mon légionnaire（日後SERGE GAINSBOURG也爲PIAF改編過一次這只歌），這只歌後來成爲PIAF第一隻保留歌曲。 37年，Raymond Asso成功的說服當時巴黎最有名的CLUB，l'ABC與PIAF簽約，於是23歲的Môme Piaf重新改了藝名爲Edith Piaf。她在強光的照射下，一副迷茫的神情，似乎困苦無助的樣子，頭髮淒淒，嘴唇腥紅，雙臂沿著起奏的黑色毛衣下垂。這個以前的鄉下小妞，曾經滿城風雨的小鳥能成功麼？而當她開口一唱，巴黎便醉倒了。。。
這一年，她拍攝了第一部電影，Jean Limur導演的La garçonne，幾個月後，第二部Bobino. 40年，她與戲劇演員Paul Meurisse同居（大約2年），後者優雅而不失謙謙君子的風度，他教會PIAF很多東西，特別是如何得體的處理社會上的種種問題。 劇作家Jean Cocteau爲他們兩度身編寫了一部話劇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幫助下，PIAF的表演獲得極大成功，這部戲也激發了她對戲劇的興趣，展現了她表演的天分。隨後，兩夫妻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電影Montmartre sur scène，在這次拍攝過程中，PIAF與電影音樂作者Henri Contet結下特殊的友情，後者後來成爲她最主要的詞曲作者。二戰期間，PIAF以其自己的方式反抗佔領者：不顧德國人的警告，堅持與猶太音樂家合作並演出。此時的她已經很成熟了，不單指其性格，而且她的藝術表現形式，她與社會方方面面協調的能力，都已駕禦自如。她巧妙周旋在各種勢力間，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實現自己的意願。一切都如她的願，甚至還有愛情。 44年，初到巴黎的毛頭小子YVES MONTAND闖入了她的生活。年過30的她不顧一切的愛上了他，成了這個鄉下孩子的保護女神，引路人。可能與YVES類似的幼年生活經歷，使她對 YVES既有情人的熱愛，也有一種近乎母愛的情感。她爲把自己的製作團隊介紹給YVES，她的禦用作曲家Henri Contet爲後者寫出了YVES最早的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她一步步將小夥子引入社交界，指導他閱讀，交遊，使他很快與巴黎融入一體。45年，她與Montand合演了電影Etoile sans lumière（Marcel Blistène導演）。 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響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詞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起初這首歌被她周圍的人認爲意識太超前了，不會受歡迎，但結果呢，今天這只歌已經幾乎成了CHANSON的代名詞。遺憾的是，由於SACEM（詞作家及曲作家協會）不認可PIAF的寫作才能，這首歌的作者最初是以PIAF與Louiguy聯合署名的---當然在PIAF 一生中，先後創作了80餘首自己的歌曲，那是後話了。 46年，PIAF注意到年輕的創作歌手組合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非常欣賞他們的才幹，爲了自己與YVES著想，她設法將他們網羅到門下，專爲她和YVES寫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發行了一張專輯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獲得1000000張的銷量，贏得極爲輝煌的成就。但不知什麽樣的原因，這一年，她與YVES莫名地分開了，也許她預見了 YVES不可限量的未來，所以選擇了悄悄的離開。。。
也許是爲了散心，她在47年第一次赴美國開演唱會，將COMPAGNONS DE LA CHANSON一併帶了過去。這次新大陸之行對PIAF，這個Belleville街邊長大的賣唱女孩實在是一次挑戰：在紐約Playhouse最初的幾場演出只能算失敗，美國佬並不瞭解這個女人，當然，語言也是理解的障礙，在讀完紐約最大的一份日報對她演出極富益意的批評後，她決定繼續留下來，不過，她把演出場地搬到了Manhattan，在最有名的酒館--- Versailles。這下，大獲成功。一周後，她決定將演出延長到了4個月，並在以後的歲月裏，定期地到這兒演出。紐約之行除了打開了新大陸的市場，還有兩個收穫：與演員、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爲終生的好朋友，同時，與著名的拳擊手Marcel Cerdan墮入情網，這段拳王與歌后的愛情故事成爲47年代大小報紙津津樂道的話題。Piaf 與Cerdan的幸福是充實的，他們從事的不同領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用擔心爭吵，她與Marguerite Monnot合作爲愛人寫下了著名的CHANSON：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經典。厄運似乎總不願遠離這個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難而故去，使這段傳奇變成了悲劇，巨大的打擊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沒有真正地解脫出來。。。
PIAF由此，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神秘主義信徒（mysticisme），甚至宿命論者（spiritisme），她愛的男人，總是被神秘的意外從她身邊被奪走。。。 不過，這個堅強的女人並沒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繼續演出，這一時期，年輕的詞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邊的“全能人”（homme-à-tout-faire），他的秘書，司機、知心人（confident），事實上，自45年起，她就開始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幫助CHARLES，只不過，她沒有象幫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樣提攜CHARLES罷了。可是，忠實的Aznavour依然對她念念不忘，爲她寫下Jézébel、Plus bleu que tes yeux等優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護人，年輕的美國舞蹈演員，歌手Eddie Constantine，這段故事僅僅維持了7個月而已，神秘的事件再次發生了：這回是她自己，她連續遇上兩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點要了她的命，治療過程中，她染上了毒癮，自此再也未能從這個可怕的嗜好中掙扎出來。。。
連續的打擊，使她沈迷於毒品與酒精，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 她似乎想借助婚姻改變命運，1952 年7月 ，她與歌手Jacques Pills舉行了她一直夢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禮，婚後，雙雙赴美國演出，在new-yorkais酒館演唱時，她演出了Jacques Pills爲她寫的幾首作品，那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當然，讓她打開新大陸之門的Le Versailles依然是必去的，在那兒，她演出了夫君及樂壇新人GIBERT BECAUD爲她而寫的新歌Je t'ai dans la peau，另一首日後她的經典。這一年她經歷了幾次毒品不良反應，她的身體情況非常糟糕，但也在這年，她達到了她個人藝術事業的最高峰，演唱會、電臺 SHOW都給人們極大的驚喜，但隨著她在各處巡演，她糟糕的身體幾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閉門修養。但是，當55年接到在奧林匹亞劇場（所有歌手的聖地）的邀請後，PIAF再次煥發出令人驚奇的激情和能量，不顧衰弱的身體，投入了演出的籌備工作。這次演出獲得極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繼續演藝事業的信心，她決定再來一次跨越全美的巡演，這次演出的起點，是巴黎音樂人的聖殿；奧林匹亞，終點，是在紐約的古典音樂聖殿--卡乃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她的聲譽到了頂點，一個無可爭議的國際巨星。回到巴黎後，她連續在奧林匹亞演出了2個月，曲目包括翻唱自英文的L'Homme à la moto，Les Amants d'un jour。她在大西洋上來回穿梭，在紐約、巴黎、南美間不停的演出，全然忘記了飽受毒品、醺酒對身體的摧殘。。。
58年再次在奧林匹亞演唱會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最重要的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後，她認識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後者與Marguerite Monnot爲她獻上了歌曲Milord，結果，她與GEORGES竟然也發生了事故，58年的9月她與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嚴重的交通事故。。。隨後，在紐約的演唱會上，PIAF糟糕的狀況，使她倒在了舞臺上。似乎預見來日無多，她拒絕了朋友們、醫生的建議，堅持60年的奧林匹亞演唱會照舊進行，這次，她推出了新歌Non je ne regrette rien（Charles Dumont所寫），演出給她帶了持續的光榮，但對身體的損害，已經無法挽回了。。。
61年的夏天，PIAF結識了她生命中最後一個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臘語 我愛你的意思），這個希臘歌手陪她走完她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這年7月，她接受了'Académie Charles Cros頒發給她的終身成就大獎。 62年的9月，最後一次在奧林匹亞獻演，9月25日，在巴黎鐵塔，她爲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無與倫比。 10月9日，她按照東正教的教規，嫁給了Theophanis Lamboukas，她的Theo Sarapo。 63年1月，他們夫妻推出了她最後一首名曲，A quoi ça sert l'amour ?（一個不祥的名字---「愛情有何用？」） 4月，這個不屈的女人終於倒下了，最後的歲月是在南部的噶納附近的海岸度過的。63年10月11日，與她的好友劇作家Jean Cocteau同一日離開人世。喪禮於10月14日在巴黎舉行，數萬名歌迷步行跟隨至拉雪茲公墓（Père Lachaise），直至今日，她的目前依然每天被崇拜者的鮮花綴滿。。。
1996年，一場名爲Piaf je t'aime的演唱會在巴黎舉行，她的許多歌曲已經深深融於法國人的生活。。。
1997年，Charles Aznavour利用當代科技，製作了他與已逝去的她的聲音的經典Plus bleu que tes yeux，掀起了一股翻唱她的名曲的浪潮。事實上，自她離開我們，無數的國際巨星翻唱過她的作品，比如Louis Armstrong，比如Joséphine Baker，比如Marlene Dietrich，比如Liza Minnell，比如SERGE GAINSBOURG，比如JOHNNY HALLYDAY。。。 2003年10月11日，在她逝世40周年之際，巴黎市長Bertrand Delanoë爲她的一尊雕像舉行了揭幕式，雕像的位置，就坐落在Tenon醫院邊幾米的地方，在那兒，1915年，EDITH出生的地方。。。

和小山冒雨在周六晚上去看电影节参影的法国影片<La vie en rose>
Eidth Piaf传奇又艰辛坎坷的一生压缩在2个小时，确实有些为难导演。所以只能说，<La Vie en Rose>仅是导演奥利维埃·达昂的Eidth Piaf.仅是对法国国宝级嗓音得致敬。因为影片采用了童年到成名、50年代以后两条线同时叙述，交叉跳换的手法，看得实在只能去混淆。毕竟仅为了解生平，可寻求万能的Google帮助。
 
影片中，成名后的Eidth Piaf红的惨烈的双唇，黑色丝绸睡衣上绚丽牡丹，强烈对比的色彩映出性格强烈和嚣张。她让乐队干等她三个小时，就为了一首新得曲子时双手插腰，自信和肆无忌惮地对歌剧院老板说：“不然成为Edith Piaf有什么用？！”
可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她在临睡前给Marco电话，说她离不开他，希望他回到她身边。后和衣睡下。等清晨在他亲吻中醒来后，跑去厨房端咖啡时，一脸欣喜的她对比着旁人惊恐痛苦的眼神。等到猛然醒悟，悲痛欲绝嚎哭不止的的Edith，则是发狂一般的不断寻找，穿梭于公寓的各个房间，再渐渐沿着公寓走廊走向深处，最终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也许这个黑暗隐喻了从今后人生里再也没有遇到这般刻骨铭心的人.往后的日子里Edith再也没从这段打击中出来。可这啷跄的脚步最终到达的是灯火辉煌的舞台。因为歌唱/舞台，才是她生命的终点。
 
生命的戏剧性在她的一生中撞裂着火花四溅,在起起落落的激荡中,演绎出一段比烟花寂寞的歌剧.

    冲着法国大片和奥斯卡影后的名声，还有各种媒体上对这部片子的赞赏，我看了《玫瑰人生》。结果，不得不说，我对这部获得众人赞美的电影不怎么感冒。

    传记式的电影，最大的资本就是这个人物的一生。所以，与其说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如说我不喜欢这个法国的香颂天后。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很多人砸砖头了。但我从电影上看到的这个法国的国宝级人物，却是一个专横、傲慢、任性的形象，甚至她的样子，也不是好看的：叉腰驼背，发线后移。整个电影里，最漂亮的，莫过于是描写她和拳击手马赛相恋的时候那个容颜和那套蓝色的衣裙。但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造型，就整一个小老太婆。成名之前的她，所唱的歌曲，跟优雅一点也扯不上边，倒不如说是一些俗套的小调罢了，感觉是类似于韦小宝唱“十八摸”之类的。成名之后，当然是有名士为她作曲，但由她自己挑选的某些歌曲，仍然逃不出那种烟花风尘的套路。她的一生，似乎就离不开酒精和毒品。要说她是因为恋人马赛的飞机失事而用上止痛药，但在那之前，她的人生似乎早有可卡因的存在。而酒，更是少不了。至于她的情史，一萝萝，其中包括为了她的演艺事业付出的两个，一个是在街头发现了她那美丽的嗓子的夜总会老板，一个是对她作出手把手的特训把她的歌唱生命从低级的夜总会提升到高雅的音乐厅的音乐人。即便如此，也不过落下了一死一解雇的下场。无数的离合中，她最爱的就是拳击手马赛，但这也是一段不能见光的情缘，因为他早已有家室。

    无疑，这样的人，有像我这样不喜欢的，但喜欢她的人也大有人在。那样的性格，在另外一些人眼中，是出彩的、吸引的。而她的歌喉，即使是唱着低俗的小调的时候，也是好听的，厚气的。娇小的身躯所爆发的力量，完全的呈现在她的呐喊中。这是她的武器，她的天赋，她一生为之骄傲的能力。那首传唱多时的《玫瑰人生》，也实在是优美。不然的话，其他种种，以我之见，实在不能使她成功。

    目前来说，对于这位法国的象征，我们能够了解的，也不过就这么一部电影。偏巧这部电影又太过于蒙太奇，像我这样本来就对她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基本上对于了解她的人生没有什么帮助。至于其他的资料，网上流传的也不多，反而是我在电骡上的找到的一篇在这部电影之前就写下的对她的简介，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的一生。

    或许，在法国人的生活中，滥情等于浪漫，酗酒等于调剂，皮雅芙性格的缺陷也不过是被形容为“个性独特”，反而更突出了她一生命运的跌宕，衬托出一个悲情的人生。看来，不同文化之间还是难以调和。从以上种种看来，我身上实在找不出一个法国因子，对那个时候那个层次的法国说喜爱，恐怕我是做不到的。所以，请原谅我以上言论有一种过于卫道之士的感觉。或许，将皮雅芙换成梅艳芳的话，我的认同感会多一点。

    至于电影，哦，这可爱的法国电影，实在不是我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看的。虽然导演已经在各处闪回插入的地方提示了时间和地点，但我仍然是看得头昏转向的，理不清各个事件的时间顺序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人物，由于皮雅芙太过于强大了，其他各个配角、打杂、跑龙套的，全都一闪而过，什么名字面貌还没看清楚记住就这样消失了。主角玛丽昂.歌迪亚的演技，的确是好的，因为可以使观众对一个人物有这样的强烈感觉的，即使是一种不喜欢的感觉，也说明了她对这个人物的表演是贴切的，灵动的。据说，皮雅芙生前的密友看了玛丽昂的演出之后，也不由得感叹：“天啊……”。不然，奥斯卡影后怎会无由来的得到呢？但我仍然最喜欢她在《两小无猜》中的那个爱得放肆的姑娘。

看完片子，很震撼，同时有点晕。
的确，把人生浓缩到一部电影有点难。在网上找来Edith Piaf的生平介绍：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968.htm

生平介绍：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于巴黎。有传说她母亲是在巴黎街道的路灯边生下她的，但事实上她是在当地的医院出生的。父亲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头杂耍艺人，母亲Anita Maillard是个卖唱的歌女,艺名叫Line Marsa。跟刚打算退役的法国足球巨星齐达内一样，Piaf的母亲Anita是有卡比利亚（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民族，也称柏柏尔人，在依比利斯半岛活动，多为流浪者）血统的“下等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从军，母亲在街头卖艺讨生活，根本无暇照顾女儿，Edith在幼年时，只得与在诺曼底的奶奶相依为命。在乡间，她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战争结束后，父亲把她接回身边，她的生活开始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为了生活，他们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国流浪表演（世界名著、都德的《小东西》就描写了很多流浪艺人的艰辛），可怜的Edith，早早领略了生活的艰难。可能是家庭的遗传，Piaf天生一副好嗓子，渐渐地，她也正式成了戏班子里的一员。15岁的时候，这位乡下小妹子决心离开父亲，独自去巴黎闯荡。1932年，她与同为流浪艺人的Louis Dupon，一年后育有一女Marcelle，但这个小女孩只活了两岁就因脑膜炎而夭折 。Edith继续在街头卖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的巴黎最优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的老板——无意间听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演唱，立刻被这个娇小女人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签下了她，并为她取艺名为拉·莫姆·琵雅芙（在巴黎方言中，这是小鸟的意思）。Piaf的身高只有1.47m，确实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鸟。琵雅芙是将多愁善感、幽默和严酷的现实主义极好地结合起来，她是法国传统歌曲的化身。
        从1936年开始，直至去世，琵雅芙录制了许多专辑。她的最后一首歌是L'hommede Berlin，这是她在1963年初录制的。琵雅芙在世的时候并不富裕。事实上，琵雅芙经历过多次车祸，还有毒品困扰，她去世时还给比她小很多岁的第二任丈夫留下一大笔债务。琵雅芙的一生辉煌但短暂，她以她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历程：
       老板Louis对她宠爱有加，并在36年为她录制了第一张唱片Les M?mes de la cloche（“乡下姑娘”的意思）。但苦命的Piaf总是那么不幸：那年4月，Louis 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谋杀！Piaf因与他有密切关系而被被警方传讯……各种“娱乐媒体”便大肆渲染这段“传奇”。
        Piaf失去了靠山，但她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她的一个“粉丝”Raymond Asso，一位知名的冒险家，帮助她迅速摆脱了那些烦人的事情并离开了le Gerny's酒吧。在Raymond Asso的引导下，Piaf慢慢脱去了乡下女子的土气和在父母的市井阶层所沾染上的俗气，最后成为大家所熟悉的那个Edith Piaf——一副迷茫的神情，一副无助的样子，头发凄凄，嘴唇腥红，双臂沿着起皱的黑色毛衣下垂……她已经不再是乡下的小鸟，她成了巴黎的尤物。这一年，她拍摄了第一部电影，Jean Limur导演的La gar?onne，几个月后又是第二部电影Bobino。40年，她与戏剧演员Paul Meurisse同居Paul教会Piaf很多东西，特别是如何得体地处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剧作家Jean Cocteau为他们两度身编写了一部话剧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帮助下，Piaf的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这部戏也激发了她对戏剧的兴趣，展现了她的表演天分。
       随后，夫妻俩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电影Montmartre sur scène。拍摄过程中，Piaf与电影音乐作者Henri Contet结下了特殊的友情，Henri后来成为Piaf最主要的词曲作者。
       当年这只楚楚可怜的小鸟逐渐羽翼丰满了，二战期间，Piaf已经可以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占领者：她不顾德国人的警告，坚持与犹太音乐家合作并演出。此时的她已经变得成熟，不单指其性格，也指她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她与社会方方面面协调的能力。她巧妙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实现自己的意愿。
       44年，初到巴黎的毛头小子Yves Montand闯入了她的生活。年过30的她不顾一切爱上了他，并张开翅膀保护这个初到巴黎的乡下小伙。Piaf已经不是小鸟，她成了保护女神和引路人。可能与Yves有类似的幼年生活经历，她对Yves既有情人的爱，也有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感。她为把自己的制作团队介绍给Yves，她让她的“御用”作曲家Henri Contet为小伙子写出了Yves最早的成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
       她一步步将Yves引入社交界，指导他阅读，交游，使他很快与巴黎融入一体（看到这里，小伙子们都动心了吗？）。45年，她与Montand合演了电影Etoile sans lumière。
       在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响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词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这首歌曾经被她周围的人认为意识太超前，不会受欢迎，但结果是如今这首歌已经几乎成了Chanson（法语单词，“歌曲”的意思。港台将其翻译成更加美感的“香颂”）的代名词。
       46年，Piaf注意到年轻的创作歌手组合Cmopagnons de la Chanson，她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干。为自己与Yves着想，她设法将他们网罗到门下，专为她自己和Yves写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发行了一张专辑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获得1百万张唱片的销量……但不知什么样的原因，这一年，她与Yves莫名地分开了。也许是她预见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来，所以选择了悄悄地离开……在我所听过的男声的La vie en Rose的版本中，Yves的和美国黑人Louis Armstrong的两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
        也许是为了散心，也许是为了摆脱过去。47年她第一次赴美国开演唱会，将Cmopagnons de la Chanson也一并带了过去。 这次新大陆之行对Piaf实在是一次挑战，在纽约Playhouse最初的几场演出只能算失败，美国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当然，语言也是理解的障碍。不过她决定继续留下来，而且把演出场地也搬到了曼哈顿（Manhattan）。她越来越成功，渐渐打开了新大陆市场。当然她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她与演员、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同时与著名拳手Marcel Cerdan堕入情网。这段拳王与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47年大小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
       Piaf与Cerdan的幸福是充实的，那时，她与Marguerite Monnot合作为有情人写下了著名的香颂：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经典。
       但厄运似乎总不愿远离这个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难而故去，传奇变成了悲剧。这次巨大的打击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真正地解脱出来……回顾往事，她爱的男人，总是被一股神秘、意外的力量从她身边被夺走。她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和宿命论者。
       不过，这个坚强的女人并没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继续演出。这一时期，年轻的词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边的“全能人”：她的秘书，司机和知心人。事实上，自45年起，她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帮助CHARLES，只不过她没有象帮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样提携Charles罢了。但忠实的Aznavour依然对她念念不忘，为她写下很多优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护人——年轻的美国舞蹈演员兼歌手Eddie Constantine。但这段故事仅仅维持了7个月，神秘事件再次发生：这回是她自己，她连续遇上两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点要了她的命。治疗过程中，她染上了毒瘾，自此再也未能从这个可怕的嗜好中挣扎出来……
       连续的打击，使她沉迷于毒品与酒精，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她似乎想借婚姻改变命运，1952年7月，她与歌手Jacques Pills举行了她一直梦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礼。婚后，他们双双赴美演出，她演出了新婚夫婿Jacques Pills为她写的几首作品。这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当然，当年让她打开新大陆之门的Le Versailles那里依然是必去的。
这一年她经历了几次毒品不良反应，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但也在这年，她达到了她个人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巡回演唱会不断。她糟糕的身体几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闭门修养。但是，当55年接到在奥林匹亚剧场（所有歌手的圣地）的邀请后，Piaf再次焕发出令人惊奇的激情和能量，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继续演艺事业的信心。
       58年再次在奥林匹亚演唱会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重要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后，她认识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9月她与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随后，在纽约的演唱会上，Piaf倒在了舞台上。似乎预见来日无多，她拒绝了朋友们、医生的建议，坚持60年的奥林匹亚演唱会照旧进行。
       Piaf的玫瑰色人生还未结束，61年夏天，她结识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腊语“我爱你”的意思），这个希腊歌手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这年7月，她在祖国法国接受了“终身成就大奖”。62年9月25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为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无与伦比。




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3%89dith_Piaf
Early life
Despite numerous published biographies, much of Piaf's life is shrouded in mystery.[2] She was born Édith Giovanna Gassion[3] in Belleville, Paris, the high-immigration district later described by Daniel Pennac. Legend has it that she was born on the pavement of Rue de Belleville 72, but her birth certificate states she was born at Hôpital Tenon,[4] the hospital for the 20th arrondissement of which Belleville is part. She was named Édith after the World War I British nurse Edith Cavell, who was executed for helping French soldiers escape from German captivity.[5] Piaf—a Francilien colloquialism for "sparrow"—originated as a nickname she would receive 20 years later.

Her mother, Annetta Giovanna Maillard (1895–1945), was a French pied noir of French-Italian descent on her father's side and of Kabyle Berber origin on her mother's. She was a native of Livorno, a port city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uscany, Italy. She was working as a café singer under the name Line Marsa.[4] Louis-Alphonse Gassion (1881–1944), Piaf's father, was a Norman street acrobat[6] with a past in the theatre. Piaf's parents soon abandoned her, and she lived for a short time with her Kabyle maternal grandmother, Emma (Aïcha) Saïd ben Mohammed (1876–1930). Before enlisting with the French Army in 1916 to fight in World War I, her father took Piaf to his mother, who ran a Normandy brothel. The prostitutes helped look after Piaf.[1]

From the age of three to seven, Piaf was allegedly blind as a result of keratitis. According to one of her biographies, she recovered her sight after her grandmother's prostitutes pooled money to send her on a pilgrimage honoring Saint Thérèse de Lisieux, resulting in a miraculous healing. In 1929, at 14, she joined her father in his acrobatic street performances all over France, where she first sang in public.[1] She took a room at Grand Hôtel de Clermont (18 rue Veron, Paris 18ème) and separated from him, going her own way as a street singer in Pigalle, Ménilmontant, and the Paris suburbs (cf. the song "Elle fréquentait la Rue Pigalle"). She joined her friend Simone Berteaut ("Mômone")[4] in this endeavor, and the two became lifelong partners in mischief.[1] She was about 16 when she fell in love with Louis Dupont, a delivery boy.[1] At 17, she had her only child, a girl named Marcelle, who died of meningitis at age two.[6] Like her mother, Piaf found it difficult to care for a child while living a life of the streets, so she often left Marcelle alone while she was away, and Dupont raised the child before her death.[1] Piaf's next boyfriend was a pimp named Albert who took a commission from the money she made singing in exchange for not forcing her into prostitution. One of her friends, a girl named Nadia, killed herself when faced with the thought of becoming a prostitute, and Albert nearly shot Piaf when she ended the relationship in reaction to Nadia's death.[1]


[edit] Singing career
In 1935 Piaf was discovered in the Pigalle area of Paris[1] by the nightclub owner Louis Leplée,[3] whose club Le Gerny off the Champs Élysées[6] was frequented by the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alike. He persuaded her to sing despite her extreme nervousness, which, combined with her height of only 147 cm (4 feet 8 inches),[7][4] inspired him to give her the nickname that would stay with her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and serve as her stage name, La Môme Piaf[3] (The Waif Sparrow, Little Sparrow or Kid Sparrow in Parigot slang).[1] Leplée taught her the basics of stage presence and told her to wear a black dress which would later become her trademark apparel.[1] Leplée ran a large publicity campaign prior to her opening night, which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celebrities including actor Maurice Chevalier attending the opening.[1] Her nightclub gigs led to her first two records produced that same year,[7] with one of them penned by Marguerite Monnot, an ongoing collaborator throughout Piaf's life.[1]

On April 6, 1936,[1] Leplée was murdered and Piaf was questioned in the matter and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but she was acquitted.[3] He had been killed by mobsters with previous ties to Piaf.[8] This resulted in much negative media attention directed towards Piaf,[4] which threatened her career.[1] To rehabilitate her image, she recruited Raymond Asso, with whom she would also become romantically involved. He changed her stage name to "Édith Piaf," barred her undesirable acquaintances from seeing her, and commissioned Monnot to write songs that reflected or alluded to Piaf's previous life on the streets.[1]

In 1940, Édith co-starred in Jean Cocteau's successful one-act play Le Bel Indifférent.[1] She began to make friends with famous people, such as Chevalier and the poet Jacques Borgeat. She wrote the lyrics of many of her songs and collaborated with composers on the tunes. In 1944, Édith Piaf discovered Yves Montand in Paris, made him part of her act, and became his mentor[4] and lover.[8] Within a year, h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ngers in France, and she broke off their relationship when he had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she was.[1]

During this time, she was in great demand and very successful in Paris[3] as France's most popular entertainer.[7] After the war, she became known internationally,[3] touring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merica. She helped to launch the career of Charles Aznavour in the early 1950s, taking him on tour with her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rding some of his songs.[1] At first she met with little success with US audiences, who regarded her as downcast.[1] After a glowing review by a prominent New York critic, though, she met with better success[1] and her popul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uch that she appeared on the Ed Sullivan Show eight times and at Carnegie Hall twice (1956[6] and 1957).

Edith Piaf's signature song "La vie en rose"[1] was written in 1945 and was voted a Grammy Hall of Fame Award in 1998.

The legendary Paris Olympia concert hall is where Piaf achieved lasting fame, giving several series of concerts at the hall, the most famous venue in Paris,[4] between January 1955 and October 1962. Excerpts from five of these concerts (1955, 1956, 1958, 1961, 1962) were issued on record and CD and have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The 1961 concerts were promised by Piaf in an effort to save the venue from bankruptcy and where she debuted her song "Non, je ne regrette rien".[4] In April 1963, Piaf recorded her last song, "L'homme de Berlin".


[edit] World War II
During World War II, she was a frequent performer at German Forces social gatherings in occupied France, and many considered her a traitor; following the war she claimed to have been working for the French resistance. Whil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is per se, it does seem to be true that she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Jew) escape Nazi persecution. Throughout it all, she remained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avorite.[9] Piaf dated a Jewish pianist during this time and co-wrote a subtle protest song with Monnot.[1] According to one story, singing for high-ranking Germans at the One Two Two Club[10] earned Piaf the right to pose for photographs with French prisoners of war, to boost their morale. The Frenchmen were supposedly able to cut out their photos and use them as forged passport photos,[10] and some of them managed to escape.


[edit] Personal life
The love of Piaf's life,[3] the married boxer Marcel Cerdan, died in a plane crash in October 1949, while flying from Paris to New York City to meet her. Cerdan's Air France flight, flown on a Lockheed Constellation, went down in the Azores, killing everyone on board, including famous violinist Ginette Neveu.[11] Piaf and Cerdan's affair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4] as Cerdan was the middleweight world champion and a legend in France in his own right. Piaf was later married twice. Her first husband was Jacques Pills, a singer. They married in 1952 (Piaf's maid of honour was Marlene Dietrich) and divorced in 1956. Her second husband, Théo Sarapo, was a Greek hairdresser-turned-singer and actor[1] who was 20 years younger than Piaf. They married in 1962 and sang together in some of her last engagements.[1]

In 1951 Piaf was involved in a car crash along with Aznavour, breaking an arm and two ribs, and thereafter had difficulty breaking serious morphine and alcohol addictions.[1] Two more near-fatal car crashes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6] Her first husband, Jacques Pills, took her into rehabilitation on three different occasions to no avail.[1]

Death and legacy
 
The grave of Édith Piaf,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ParisPiaf died of liver cancer at Plascassier, on the French Riviera, on 10 October 1963, but officially made public on the 11th, the same day that her friend Jean Cocteau died.[12] She slipped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for the last months of her life.[6] It is said that Sarapo drove her body back to Paris secretly so that fans would think she had died in her hometown.[1][10] She is buried in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in Paris, where her grave is one of the most visited.[1]

  女声悠悠升起，画面疾速切换，饱满浑厚的金被深蓝侵入了，下一秒晃眼的白又批头盖脑而来。遥相呼应着伊迪丝.琵雅芙天赋异禀的歌喉，《玫瑰人生》在色彩和运镜手法上采取了极其妖冶的尝试，太危险了，散文式的叙事结构、不统一的全局色调、长短镜迅速交切，极易把观众晃得头晕，碎片式的拼搭使每一格镜头都融进了深深的疑惑感，甚至把理清故事真实顺序变成一件费解的悬案。与之配套的，是一段接一段令人目眩神迷叹为观止的长镜头，因为点式叙事，它甚至不愿去照顾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衔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如一个人濒死时凌乱的记忆，从一个场面飘飘然飞进或者骤然卡进另一个场面里去。也许小孩子的涂鸦是这个样子，也许大师醉酒后的神来之笔是这个样子，一部优异的电影往往不会脱离了作者风格，而《玫瑰人生》显然是个特例，导演的功力完全隐退在幕后，全片节奏与风格与伊迪丝.琵雅芙这位传奇歌手浑然一体：大俗大雅，大癫大肺，深情而固执、轻盈而沉重。
全片几乎没有自然光源——不是说没有日光，而是所有看似“自然光”的画面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处理，摇晃着的光源从无限主观的角度刻意或不经意的切进来，形成类似油画的质地，一层一层地凝聚起来，阴影厚重而无法忽视。
当小琵雅芙坐在贫民窟街头被其它小孩欺负，青郁的阳光从背面整个罩在肮脏破旧的童衫上，雾气灰蒙，车水的痕迹从小琵雅芙暗哑的蓝紫色眸子一一流过，三两声断续的抽泣，一句台词没有，已经生冷得咯人。
小琵雅芙拉掉眼罩，一点白亮衬着纯净的天蓝底色，镜头拉开，从模糊到清晰的是清晨冷冽的阳光中一枝蓬勃盛开的白花，绽出昂扬的生命力。孩子的脸孔饱满如鲜果，血色在肌肤脉络下流淌。
病床上的琵雅芙厌恶太阳，室内混浊黑暗，镜头转开半圈，被窗帘阻隔的室外却是白晃晃的耀眼，一些光线毫不客气的钻进来。论年龄不过甫及盛年，却老已被过量的吗啡摧残得像个风烛残年的老妇，琵雅芙绝望的叫着，不，关上它！
结尾处，衰老的琵雅芙悠悠然坐在沙滩上织毛衣，这段将近两分半的镜头是全片所有自然光场景中最柔和最接近自然色调的画面。夕阳是夕阳的暖红，海水是被夕阳镀过的浅金，沙滩幼滑，雪白的小屋静卧在沙滩上。琵雅芙流露出几乎从未有过的平和温婉，静静反思着自己无法回头的人生，再向年轻的女记者娓娓道来。——如果多一点这样的画面，少一些撕裂般的大红大紫，甚至会让人产生错觉：琵雅芙是可以这样幸福下去的。是的，只是回光返照的错觉，紧接下来，音乐厅那盏追光骤然亮起，强光挟着沉重的压迫力笼罩整个舞台，黑色盛装的琵雅芙竭力克制着不听使唤的手脚，颤巍巍地走向她的舞台，这才是真实的琵雅芙，深沉而狰狞地自豪着。
上述只是一些令我动容的画面，面对这样一部把凌乱做成了风格的佳片，我无法找一个方式把这些碎片从容不迫地串回来。所幸，当影片进行到最后关头才穿插到琵雅芙的小女儿早夭时，我放弃了寻找时间轴的想法——谁能苛求一个垂死病人的记忆得清晰完整有条理呢？导演强悍的控制力在镜头后不动声色的调度就留待日后再慢慢咀嚼，只需在萤幕前目睹琵雅芙因过度悲喜而无法还原成普通人的生命，确实和一朵玫瑰一样，盛放，骤衰，且从头到尾没有丢弃过多棘的刺。

从01：42：30开始的这个长镜头是可以说是全片风格的集大成体现。《玫瑰人生》之乱不是导演放弃对叙事手法的掌握任其自行发展而是极其精妙地运用镜头才具有的时间单位在狭小的物理时空里尽可能地安排了最大的信息量。
导演选取的是一个类似于上帝之眼的全能视角。镜头扫过全部空间：台灯、床、玻璃酒杯，仿佛连酒店的一桌一椅都前所未有的金碧辉煌，因她沉溺在恋情中。马塞从天而降，镜头从侧边平缓地半圈旋转到琵雅芙前面，像悲悯的路人注视着即将发生的悲剧。随着琵雅芙走过走廊，色调从暖金自然地融入走廊缺乏光亮的阴影中，暗红色还没完全展开，再一次半转的镜头就带过深蓝墙角回到被日光充塞的客厅，色彩变化之大之快，令观众只觉心跳加速隐隐不安却无法给出准确的反应。琵雅芙背转身端了咖啡往回走，黑色衣裙闪过黑色走廊联通到室内却又是温暖的亮色……如此这般再重复一遍，分布在各个空间的配角们开始出现悲抝神情，镜头换位，以琵雅芙为中轴做圆周运转。
“你要坚强一点，”
“马赛？”
“…飞机失事。”
绕行到背后的镜头随惶惑的琵雅芙冲回卧室，床上原来没有躺着微笑的马赛，只是睡醒时迷离而幸福的幻觉。背景音乐起，旋转中镜头绕回正面一气呵成地注视着琵雅芙手脚僵硬，痛哭失声，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来，走廊外原本是客厅的位置已变成人头涌涌的音乐厅，一如所有登台的夜晚，台下鸦色的观众在紧张等待，台上巨大的追光营造出幻境氛围把绝望无限扩大：琵雅芙踩着自己剧痛的边缘，赤脚踏入音乐中。
颇有些魔幻了，没看出来这个一气呵成的长镜头是在哪里切了镜把客厅换成音乐厅，我被惊艳了，被惊吓了，狭小且狭长的空间里，每一个光源的范围，每一组色彩的位置，每一个演员的表情、走位、动作都不能有半点差错，全部行云流水，才构建出一段繁杂无比的美妙经典。

致所有灿烂的和受苦的时光

看《玫瑰人生》的时候，我感到这个银幕上的PIAF，
几乎是一个会唱歌的我的耶稣。
因为她能感受的痛苦，正是我所感受的，
她所能承受的破碎，正是我所承受的，
她能唱出的一切美妙的痛苦的声音，
正是我想唱然而无法唱出的。
她是一个圣徒，我想，是一个和我一样信奉着爱的圣徒。

当多年无法唱歌的PIAF听了一半《无怨无悔》，
就忍不住打断，惊喜而凄凉的说：“这是我的歌！这就是我！”时，
我也忍不住想站起来，打断所有电影院里正在看电影的人，这样大声说：
“你们看！这几乎就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歌！”
没错，就像《在地图消失的地方》里的威利，
坚信午夜电视直销节目里出现的圣诞老人是对他一个人训诫教诲一般，
那个时刻，我也获得这样至高无上的感受：
我深信那个又矮，又丑，又不幸的女人，此时此刻，正在为我一个人歌唱，
就为了我们心里那种几乎愚蠢的信念：
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所以，她死了，死于失去爱，死于孤独，死于无法唱，
但是电影并不以她的垂死而结束：
电影无限放大了她最后一曲演唱，那简直是对黯淡无光的人生的战歌，
那就是在对所有挫折扇过去的响亮耳光，
碾碎了她，曾经把她碾成碎片的压路机，在歌声里轰然倒塌，
她借由歌声，就像耶稣一样，重生，复活，光芒万丈，
因为，她唱歌。

我想我们爱电影，就像我们爱耶稣：
我们爱一个人替我们受难，我们爱一个人比我们更不幸，
我们爱一个人饱受摧残但是无法磨损的灿烂。
我们的人生太长，
我们感受得太多，而且太平淡，
尽管我们的房间就是我们的受难地，
尽管我们爱过无数个人（但是失去任何一个人的痛苦都不亚于电影里浓缩的痛苦），
我们仍旧需要一个人站在十字架上，展示我们的痛苦，因我们的痛苦而升华，
并且让我们知道：活着，仅仅是怀有信念的活着，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

在考学面试的时候，我们同学里流传着一个段子，
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在被老师们问到：“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时，
冷冷的回答说：“电影是我的宗教。”
现在，我突然明白了这句话。

致所有灿烂的和受苦的时光。



人生是回旋往复的声部


写完了感性的文字，我想为《玫瑰人生》写一点理性的文字。

一个伟大传奇人生的传记片，我见过三种：
一种是展开这个人物的人生数轴，将每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一个坐标点，一一展示，比如《吴清源》，
一种是截取了其中一段最精彩的旅程，告诉我们为什么伟人会成为一个伟人，比如《摩托日记》，
一种是不讲重大事件，只讲人生的状态，虚掉历史背景，沉浸的是人的内心，比如《玛丽 安东瓦内特》。

《玫瑰人生》呈现给我的是第四种：
电影总的来说仍旧是从年幼到死去的流程在走一趟她的人生，
但是并不清晰明确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故事。
电影遵循的不是时间的节奏，而是音乐的节奏。
PIAF的人生，以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主题，就像好几个声部一般，回旋往复的出现。
不是一个人在客观冷静的读着她的传记，整理她的人生大事要事考，
而是像一个人垂死的时候，人生各种碎片纷至沓来，聚合成一个万花筒，
从那个小小的孔里看出去，有事件，有感觉，有色彩，有情感。
各种东西看似杂乱无章的来了，就像我们的人生况味，
多少东西并置，重叠，放大，倒回，省略，混乱，模糊，无法重现。

请注意“看似”两个字，好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杂乱无章的，
一切种种当然是精心设计的，我倾向于是编剧设计的。
电影不是各种偶然造就的神赐之物，就像魔术师变出的是魔术而不是魔法一样。
《玫瑰人生》的各个关节都很好：表演超级棒，音乐也棒，剪辑很棒，导演不用说了，
但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感受最深的是：剧本真棒啊！

就像电影的最后一个段落，基本上是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的：
PIAF最后一次登台的各种筹备工作，
PIAF即将死去，身边只有一个护士，她向她倾诉自己的孤独和痛苦，
（从属在这个部分下的一次往事追忆：PIAF曾经有一个女儿，死去了）
PIAF的零碎童年回忆，
PIAF在海滩上接受最后一次访问，安详而智慧，
PIAF最后一次登台献唱。
这几个部分，不是以“12345”的顺序出现的，
而是每个部分都打碎了，揉合在一起，灵光一闪的，即兴的，恍惚的，
渐渐向最后的时刻滚动而去。
有的传记片重故事，有的传记片重感受，
但是《玫瑰人生》两者兼有，
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物，一个旅程，而是一整个人生。
你们知道，人生不是一个渐渐清晰的画像，
而是回旋往复，神奇多变的声部。

其实是前年看完随手写的：买了《玫瑰人生》的碟放那里都几年了，终于翻出来看，也终于才知道Edith Piaf一生那么戏剧化啊。从小被母亲遗弃，曾经跟祖母过过几年，祖母是开妓院的。后来父亲把她带去了马戏团。她很小就在街头卖唱，十七岁生了个女儿，两年后女儿就因为脑膜炎早夭。二十岁被夜总会老板Louis Leplée发掘，开始走红，次年Leplée就被谋杀了，凶徒还是她认识的街头匪帮，所以她也被卷进事件中。后来她遇到一力栽培她的Raymond Rosso，大红了二十多年。她的生平最爱是世界拳击冠军、有妇之夫、法国人Marcel Cerdan。他在从巴黎去纽约会她的途中飞机失事身故了。这事给她重大打击，加以她又出了几次车祸，从此药物依赖、酗酒。她嫁过两次，第一次结婚对象比她大，是个法国歌手，证婚人还是玛琳•黛德丽。临死前一年她嫁了个比她小二十几岁的歌手，很快又离婚了。四十几岁时得了肝癌，在身体完全垮掉的情况下，还是写出了不少歌——其中一首非常非常有名：Non, je ne regrette rien——以此还清了债务。

她48岁去世，下葬时巴黎万人空巷。 我去过她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墓地，墓碑上有她的照片，刻着一句话：Gentil papillon, va lui dire que je l’aime（亲爱的蝴蝶，请飞去告诉他我爱他）。她的歌我听得极少，早年我朋友Richard震惊于我对法国香颂的无知，特地刻了两张碟给我，其中有她的好几首歌——她是无可置疑的法国香颂第一人。

Piaf短暂一生活了别人几辈子的浓度，两个多小时根本讲不完，但这个电影还是个不错的尝试。Marion Cotillard的奖真不是白拿的，演活了一个街头长大的、粗俗的、感情浓烈的、活得奔放恣肆不管不顾的Piaf。你看完了大概也不会觉得Piaf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但能深刻体会到音乐是她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歌里大放光华。片子用了几条平行的时间线来拍，如果不了解她生平的人只怕看着会有点乱（我先到wiki把她生平捋了一遍），可她生命里重要的点都拍得很动人：第一次在街头开口唱、第一次正式上台、失去爱人时撕心裂肺的痛、最后一次登台时用歌声大声宣布：我无怨无悔！每首歌都和剧情结合得很完美。稍让我有点遗憾的是电影里的她有点太粗鄙了，不知道她本人是否真的如此，可看她的录像，台风优雅得很。她的内心其实很诗意，许多歌的歌词是她自己写的。

顺便说一下字幕是迈克翻的。难怪我边看边觉得字幕质量相当高——除了一些口语翻出些小错，大体很好，尤其歌词翻得好。